结合王著的生平能够推断出，《神道碑》的撰文和书丹时间应该是端拱元年（公元988），立碑时间是端拱二年。从碑文内容看，王著在书写《神道碑》时，身兼“翰林侍书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并“赐绯鱼袋”。按照《宋史·王著传》的记述，王著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去世，在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被赐绯鱼袋，“召见，赐绯，加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于端拱初（公元988）“加殿中侍御史”，端拱二年“赐金紫”。这些史料表明，王著在端拱二年以前完成了《神道碑》的书写。当然，王著的书丹工作也有可能在端拱二年完成，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在李至撰文和王著书丹、篆额以后，还需要经过篆刻碑文的程序。这也印证了《宋史·吴越钱氏》和《吴越国王钱弘俶墓志》中记述的钱弘俶丧葬时间。《宋史·吴越钱氏》记述，钱弘俶于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与墓志记载吻合。
问题是，钱弘俶的丧葬时间似乎仍然不能确定。根据墓志记述，钱弘俶卒于端拱元年，越二年（淳化元年，即公元990年）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公里，“钱弘俶卒后数月却馆葬于东京，一年后改葬洛阳，个中必有隐”。其实，《神道碑》与墓志铭中说得很明确，在端拱二年正月下葬以前，钱弘俶“殡”于开封东部郊区。从《金石萃编补正》中收录的《邓王钱弘俶墓志》可以发现，墓志铭中提到的是“馆丧”，而并非“馆葬”，“孟冬（十月）十一日启柩于邓”，“（十月）二十有五日馆丧于京师之东墅，越二年，正月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公里”。这与《神道碑》的记述相合，“是岁孟冬五日，自邓徂梁，权殡于京城之东墅”，“越明年正月望日，以卤簿鼓吹……归全于西京洛阳县贤相里陶公原”。墓志铭中提到的“越二年”与 《神道碑》表述的“越明年”同义，指的是钱弘俶去世的第二年即端拱二年，这也是《神道碑》树立的时问。
虽然说《神道碑》的内容残缺，但是从中能够看出其叙事体例。碑文内容可分为四部分，包括道德前提、社会功德、社会影响和道德表彰。碑文中还描述了钱弘俶去世后的社会影响，由于碑主生前就像汉代的“邵父”与“杜母”，政绩显赫，造福地方百姓，因此，在碑主去世以后，农人停止劳作，商人罢市，“草树凄色，儿童陨泪”。当朝皇帝宋太宗听闻碑主去世的消息以后，比之历史上“梁武惊任防之谢”和“太宗哭张谨之丧”，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趣的是，碑文内容选择并非出自撰文者的个人意愿，却是朝廷的旨意。《神道碑》中明确说：“上乃永怀懿铄，虑或湮灭，诏臣论次其事，揭为丰碑。”在社会功能方面，碑文具有“垂功来代，彰明往懿”的作用。因此，墓志内容和神道碑文看上去颇有相重复者，例如，钱弘俶墓志撰文者慎知礼写道：“若夫世族之始，命官之次，则总列于庙碑，具存于国史。约莫京之德，恭述 叙焉；申无愧之辞，泣为铭尔。”
依清代姚鼐之论，碑志文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对于墓志铭来说，“志”主要是标识的意思，“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日志”，“铭”是标识上的文辞。墓志铭的撰写者多是碑主的故交。例如，钱弘俶墓志铭侧重记述碑主私人的事迹，撰文者是前吴越国钱弘俶的“掌书记”慎知礼。他是钱弘俶的旧臣，后来“随俶归（宋）朝。授鸿胪卿”。同样，南唐后主李煜的墓志铭也是其旧臣徐铉撰写的。与墓志铭记述的内容对比可以发现，《神道碑》对于碑主私人事迹方面没有多少笔墨。这与树立神道碑的文化传统有关。
按照宋代高承的说法，立神道碑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秦汉，是对“死有功业，生有德政者”的一种表扬，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刻文于碑的“神道碑”，碑主大多是“天子与诸侯”，该碑通常立在“葬兆”的东南方向，“东南为神道，故以碑名尔”，最初的碑文仅有“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魏晋南北朝以后，形成了“以碑刻文”的传统。但是，宋代的神道碑并非都是由朝廷组织撰写的，也存在由私人撰写并树立神道碑的情况。可以说，神道碑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文化传统，由此，神道碑文尝试将历史叙述与道德叙述融为一体。
《神道碑》中记述了一个政绩卓著且造福百姓的钱弘俶形象，这与《宋史·吴越钱氏》的相关记述吻合：
自镠至俶世有吴越之地仅百年，管内诸州皆子弟，将校授任而后请命于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四十年，为元帅三十五年。及归朝卒，子惟演、惟济皆童年，召见慰劳，并起家诸卫将军。善始令终，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然甚俭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帏帐茵褥皆用紫纯，食不重味。颇知书，雅好吟咏。在吴越日，自编其诗数百首为《正本集》，因陶谷奉使至杭州，求为之序。性谦和，未尝忤物。在藩日，每朝廷使至，接遇勤厚。所上乘舆、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使修贡，必罗列于庭，焚香再拜，其恭谨如此。
正因为碑文内容来自宋廷旨意，所以《神道碑》通篇论述的主题是钱弘俶及钱氏家族与宋廷之问的亲和关系。例如，“有若吴芮以百越佐帝…… 有若窦融以河西归国”，“带剑不名，自存及殁，三膺册封之命”，“君臣之情，曾不过是”等。这种关系与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相差无几。但是，结合《宋史·吴越钱氏》记载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确立并非如《神道碑》记述的那样简单。例如，宋太祖开宝五年（公元972），钱弘俶“遣幕吏黄夷简入贡”，宋太祖让黄夷简回去转告钱弘俶：“常训练兵甲，江南强倔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无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宋太祖还花重金建造了“礼贤宅”，等待李煜和钱做来朝，“先来朝者以赐之”。开宝七年（公元974），钱弘俶助宋太祖讨伐李煜，李煜贻书于钱弘俶：“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钱弘俶将这封信交给了宋太祖，以示忠诚，开宝八年，宋太祖下谕旨于钱弘俶：“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以慰延想之意。即当遣还，不久留也。朕三执圭币以见上帝，岂食言乎？”开宝九年，钱弘俶朝见宋太祖，宋太祖兑现了“礼贤宅”的承诺。包括后来“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等特殊的礼遇使钱弘俶更加明确了自身作为臣下的身份。
关于钱弘俶的归葬地，民间还有其他说法。在浙江苍南县一个不起眼的村庄里，有一个传说祖祖辈辈相传：村头的土包实际上是一座皇帝墓，这里的村民都是皇帝的守墓人。一条重要依据是民国《平阳县志》有这样一句话：“钱王墓在归仁乡松山，世传为钱王冢。”因此苍南所谓皇帝墓的墓主疑为钱弘俶。然而这不仅与《宋史》等诸多文献中一致将钱弘俶的葬于洛阳的记载有了矛盾，也与吴越国钱氏历代对于归葬地的认知产生了茅盾。钱氏三世五王中，钱镠葬于临安衣锦城，钱元瓘和钱弘佐均葬于杭州，杭州虽不是钱镠经营的奉陵邑，却是国之首都，这种葬法完全符合传统中安土重迁的旧制和国王葬仪。葬于临安和杭州之外的只有忠逊王钱弘倧和忠懿王钱弘俶，与钱弘俶不同，钱弘倧却是废王，且在越州幽居二十多年后病逝的，仅葬之“以王礼”而已，所以身后葬于生前的幽居之地是合理的。
钱弘俶身份特殊，生前荣极人臣，死后极尽哀荣，其葬于洛阳北邙山，如前所揭，规格亦崇高。凡此种种，皆说明作为一国之君而葬于苍南是不合理的。据信，苍南所见“皇帝墓”实乃明代所造，确证与钱弘俶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