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天下大乱，洛阳盗墓风气盛行，墓志等文物不断出土，争相贩卖于市。据《洛阳县志》载，“一朝出土，士人争购。一石恒数百金，有至千金者。一入商贩之手，则列石于市。一旦得善价，乃亟毡包席裹而去。”这一时期存古阁无人典守，失窃严重，仅剩石刻40块，而大量石刻拓片遭盗窃，流入海内外收藏家之手。后来世事略微平定，一些有识之士又从民间购石收藏，1919年，存古阁藏石又增至90块。1931年春，张钫、刘镇华、武庭麟等人创办洛阳县河洛图书馆，接管了存古阁的文物石刻。日寇侵华期间，1944年洛阳河洛图书馆被日军司令部占据，次年日本战败投降，由国民党军接管，馆中文物大量失窃，藏石仅剩30多块。而钱弘俶墓志原石，被抛置在院内一角落里。1948年4月洛阳解放，市长杨少桥下令将散放在河洛图书馆内各处的石刻集中到库房存放，后移入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关林庙）。
令人唏嘘的是，因该志石上刻志题甚长，全称“大宋故安时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邓州诸军事、邓州刺史、上柱国、邓王，食邑九万七千户，食实封壹万陆千玖百户，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追封秦国王墓志铭并序”，内中并无出现“钱弘俶”字样，故而该志石原陈列于洛阳古代艺术馆东展室时，一度被误识为“邓俶”之志，致使这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珍贵墓志沉湮多时，不为人识。直到1981年，洛阳博物馆将该墓志调入时，才识读出原来是五代吴越国末王钱弘俶的墓志，遂引起重视。
包括钱文选在内，后世的很多史家认为，钱弘俶之死其实就是宋太宗的故技重施，用药毒死了他。因为钱弘俶死的很突然且具备了以往很多降宋之君“暴毙”的特征，那就是死之前都有皇帝的来使。明末清初的学者周亮工在其著作《因树屋书影》中就提到过，无论是南唐后主李煜还是吴越国王钱弘俶都是在自己生辰的时候死去的，其实还是因为“盖御忌未消，各借生辰赐酒阴死之耳”。
降宋之前他谨遵自己祖父钱镠的遗嘱，向中原之主称臣纳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吴越百姓安稳生活。钱弘俶在吴越确实作了不少贡献，在其统治期间，百姓安居乐业，钱弘俶尊崇佛教，所以在杭州兴建了很多寺庙，雷峰塔、六和塔都为其所修建。也正是因为钱弘俶在吴越之地享有比较高的名望和群众基础，使得宋太宗即便在其入汴梁十年之久都没有对其真正放下戒备，这也是他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最主要原因。
据钱泳《履园丛话》十九“忠懿王墓”：
先忠懿王墓，据《宋史》在河南洛阳县邙山贤相里之陶公原，而《河南通志》、《河南府志》俱失载，何也？案靖康之乱，吾钱氏合族俱随高宗南渡，居于江浙两省者十之八九。绍兴元年，荣国公忱奉亩贤穆大长公主定居台州，时金人盘踞汴梁，不能往祭，故又立忠懿王衣冠墓于天台，以便春秋奉祀，惟旧时谱牒无一言及之者。乾隆五十九年春，钱唐袁简斋先生游天台，见有一碑大书“宋秦国忠懿钱王墓”八字，卧于路旁，亦明嘉靖中裔孙德洪立。先生有诗云：“天台路旁古墓敬，大书忠懿钱王碑。更书南京尚书吕，为十七世德洪题。其圹旁隆中窿陷，颇似发掘遭赤眉。在昔钱王薨逝后，宋主恩礼无少衰。赐葬洛阳贤相里，不闻此地曾舆机。或者子孙衣冠葬，七百载事难参稽。从来正史与碑碣，往往传闻多异词。崇韬枉哭子仪墓，安生误受熊光欺。我非成精老桑树，难呼翁仲说是非。且题数行书所见，郢书燕说存其疑。”道光三年，泳游天台，遍求不得，问山僧，亦无知者。他日当再为寻访，扶其碑而树之。
如前所陈，民国时罗振玉于洛阳购得该墓志拓片，并将之收入《邙洛冢墓遗文》，志石现藏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墓志题为“大宋故安时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邓州诸军事、邓州刺史、上柱国、邓王，食邑九万七千户，食实封一万六千九百户，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追封秦国王墓铭并序”。从上列官衔可知，钱弘俶入宋后获得了一个人臣所能及的至高荣衔，养尊处优，不预政事。而历朝以来，“剑履上殿，书诏不名”，更是一般勋臣所难以企及的崇高待遇。最终以“秦国王”的身份下葬，可见其葬仪、葬制的规格是仅次于帝陵的。
志文中详述钱弘俶入宋身前身后受到尊崇的缘由，“岁服色正朔，因夏而每殊于沿革”，与钱氏入宋之后一再强调三代五王始终秉承中原正朔呼应。“因地之利，任土作贡，三壤之共，有勤于上”，则可见钱弘俶在归宋之前的纳贡之盛，已经到了可与秉正朔服色相媲美的程度了。至纳土归宋，更是“藩辅固而寰宇宁，车书通而天地一”，宋朝得以兵不血刃地获得一方富庶的疆域。而上述尊崇种种，书法之重，规格之高，反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接近了钱弘俶暴卒的真相。对于钱弘俶而言，他以自己无与伦比的贡献，在北宋已经至臻“一人之下”的高度，按照一般的政治伦理来说这个事实应该有助于巩固他的政治地位，换言之，与他加盟北宋后所获得的新政治身份相吻合。对于宋廷而言，钱弘俶在北宋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巨大存在，除了皇位，简直没有任何一个位置可以对他更好地安排，长此以往，非常不利于赵氏帝位之永固。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弘俶已是必死无疑，而在他身后，给他多溢美之词都在所不惜。
北宋大一统是通过钱弘俶的“纳土”实现的。有关史实还可以通过《钱忠懿王神道碑》来作进一步了解。该文收录于《金石萃编补正》，以装本形式流传于世。按照《金石萃编补正》的记述，清代方履篯看到的该碑文并非拓本，而是从清代金石学家刘师陆（号青园）那里得到的装本一册，碑文内容残缺，“未知原石尚存否”。可见，18世纪末的金石学家们并未见过该神道石碑。有学者猜测，钱弘俶神道碑“不在墓葬之内，故更易被毁”。前述装本可能是碑文书丹者的手写稿，稿件上能够明显看出书丹者的运笔。方履篯说：“文甚瑰丽，王著行书深得晋人遗矩，余惊喜录之，不敢以其宋残碑而忽之。”可以认为，书丹者书法的“瑰丽”成为方履篯收录该文的直接原因。在方氏看来，该神道碑碑文的价值在于，能够确证湖州府《长兴县志》和钱氏旧谱中提到的钱氏祖先——“钱让”是存在的。
此外，与钱弘俶的墓志进行内容上的比对能够推断出其丧葬的准确时间，澄清墓志相关表述的疑点。
按照神道碑文的内容体例，《金石萃编补正》中收录文本《钱忠懿王神道碑》可校录如下：
□□□□□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胜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邓州诸军事、行邓州刺史、上柱国、邓王，食邑□万七千户，食实封口万六千九百户，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追封秦国王，谥日忠懿，神道碑铭并序。
推忠同德佐理功臣、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吏部侍郎兼秘书监、上柱国、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臣李至奉敕撰。
翰林侍书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臣王著奉敕书并篆额。
□□□人之兴也，有开必先，故能成天下之务。君子之动也，见机而作，故能通 天下之变。在昔高祖造汉，始构大象，有若吴芮以百越佐帝，共攻崤函。萧王中兴，用显丕业，有若窦融以河西归国，预平沂陇。我国家率服夷夏，惠绥黎元，交三神之欢，接千岁之统，鸟兽鱼鳖，冈不成若，山川鬼神亦□□□。又其有历祀百载，三世五王，霸有东南，代修职贡。在天成象，冠三台之位，在地成形，视列岳之秩。极人臣之宠数，兼文武之雄才。遭我盛明，益推诚节。助建业之薄伐，献全吴之旧地，尽室归朝，束身向伐。生则国封王爵，妮耀于一时，殁则关谥追荣，穹崇其九德。有始有卒，知微知章□□见之于秦国王矣。王讳俶，字文德。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国 公九陇，王之十一代祖也。威胜军节度推官，累赠太师讳宽，秦国太夫人丘氏，王之曾祖父母也。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谥日武肃，讳镠，晋国昭懿大夫陈氏，王之祖父母也。天下兵马□□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王，谥日文穆，讳元瓘，吴越国恭懿大夫吴氏，王之考妣也。惟王为吴越国王三十载，任太师、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四十载，为元帅五十口载。归朝之后，封国王者五，领节制者□□。后八换功臣名，奉邑通真食□□七万三千九百户。带剑不名，自存及殁，三膺册封之命。以后唐天成己丑岁八月二十四日生于余杭之功臣堂，皇朝端拱戊子岁八月二十四日薨于南阳之正寝，春秋六十。
呜呼哀哉！鳌柱中摧，虹梁忽圮，日边之楚子云飞，天上之武侯星坠。舂者为辍相，邦人为罢市，草树凄色，儿童陨泪，无邵父兮何怙，□□母兮何恃。上闻讣测 然出泪沾袂。虽梁武惊任防之谢，投瓜以悲，太宗哭张谨之丧，辰日无避。嗟乎！ 君臣之情，曾不过是。诏废朝七日，示震悼之深也。是岁孟冬五日，自邓徂梁，权殡于京城之东墅。诏大鸿胪营葬，中谒者祭奠，赠赙加等，涂刍备仪，襄事所须，县官成给。乃命有司撰日，贰卿持节，追封为秦国王。……御盖重茵，方念祭遵之疾；画棺玉匣，遽宁梁竦之神。越明年正月望日，以卤簿鼓吹，导王黼霎，归全于西京洛阳县贤相里陶公原，礼也。王芬至论，止窆京畿；崔瑗遗言，勿归乡里。异代同达，不亦贤乎？上乃永怀懿铄，虑或湮灭，诏臣论次其事，揭为丰碑。臣拜命周章，罔知攸措，惧不能彪炳徽烈，游扬好词，副圣君之知，效良吏之作。然而获在天禄，得游书林，览太史公之传记久矣，阅诸侯王之事迹多矣。夫金石之刻，所以垂劝来代，彰明往懿，故无过实，无虚美。斯令戒之所式，亦微臣之所耻。谨按家牒详国史，拜手直书，将传信乎刊记。
粤若钱氏之先也，尧封彭城，其裔日孚，在宗周时实司圆府，因而命氏。丹，则战国之隐士；产，则赢秦之亚相；让，则汉庭之良牧；凤，则晋室之名臣。椒聊蕃衍，庆流天下，凭高积厚，宜生闲杰。顷者天厌唐祚，盗起中原。王室衰微，不能专国之征伐。方隅叛换，而敢问鼎之轻重。内则岐梁跋扈，置宗庙于印墟；外则 巢蔡横行，坠生灵于涂炭。龙蛇起而英杰出，干戈寻而区宇裂。武肃王蕴经济之略，属艰虞之运，鹊起豹变，颐指气使，料敌制圣（胜），神授其谋。尊主口民，天与其德。蚩蚩薛郎，莫逭膏原，龊龊董昌，旋从伏钣。或以少击众，败黄巢于临安，或仗顺讨逆，平汉宏于瓯越。遂成霸业，实启孙谋。于时宇县罹灾，奸雄乐祸，或负固于岭表，或假息于闽中，或窃号于邗沟，或僭称于庸蜀，皆屡驰单介，劝以自尊。王皆拒而不答，慷慨增愤。及理命之际，手书以戒子孙，且日：“吾生平所受数异□□之后，当悉去之，以守藩臣之礼。”故得尊莫尊于尚父，屈珠旒以崇之，贵莫贵于真王，降玉册以封之。五庙之蒸尝不绝，弈叶之富……
从碑文内容看，《神道碑》的撰文者是李至，书丹者为王著。从两者的履历来看，李至当时在宋廷“秘阁”担任秘书监，在这之前，他还担任过宋廷“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知制诰”“著作郎、直史馆”等官职。他的主要工作是起草诏令、编修国史。王著 当时担任“翰林侍书与侍读”，兼任中央书法研究机构——“御书院”的“首席专家”， 他的书法深得宋太宗的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