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惟演曾作过题为《泪》的一首诗：
家在河阳路入秦，楼头相望只酸辛。
江南满月新亭宴，旗鼓伤心故国春。
前两句显然是用潘岳《河阳县》诗的的典故：“河阳视京县，引领望长安。”三句用东晋新亭对泣的典故，四句则化用了丘迟《与陈伯之书》之文意。四句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浸满了血泪的啊。
在中原大地，民间流传一句俗语“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句俗语的最早源头，可能是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俶的身后葬于北邙故事。这句话若有歧义，首先是，钱弘俶生在美丽苏杭，死后却只能葬在遥远的邙山，是个悲剧。其次，人活着的时候就在苏杭生活，逝去之后最好能葬在北邙，北邙是古人最青睐的埋骨地。然而第二种说法可能对生于江北的人更为适合，而对钱弘俶这种生于江南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煎熬的。但钱弘俶别无选择，到底葬在了邙山之原。
北邙山原名邙山，因位于洛阳北部，因此称之为北邙。北邙山墓群发现于“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试图“实业救国”，修铁路是重要的尝试之一，修洛潼铁路经过洛阳，在邙山段工人修路时挖到明器，这才发现了数量庞大的陵墓群。唐人王建曾作《北邙行》，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自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始，邙山陵墓群就是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全国重点保护的大遗址之一。2002年“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从此，邙山陵墓群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步入快车道。经过系统的调查与勘测，初步推算邙山陵墓群多达数十万座，可谓遍地是古墓。当地还有一句戏言——“跺一脚就惊动三皇五帝，刨一镐满是秦砖汉瓦”，直至现在从北邙山附近的公路上行驶，还能看到旁边田野里的封土堆。
北邙山不仅古墓数量庞大，更有无数帝王贵胄埋葬于此。在考古中发现光帝王墓就有24座，时间跨度从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共六代，在这些帝陵中，有东周历任天子的帝陵，有大名鼎鼎的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原陵，当地称之为刘秀坟，也有促进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长陵……
那么，为何北邙山会成为古人最青睐的埋骨地呢？
首先是地理方面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原兴盛土葬，而好的土葬的地点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土厚、水低、干燥、缓平。土厚可保障挖穴顺利，水低可防止墓穴潮湿，干燥可杜绝虫蚁丛生，缓平可保障棺木稳当。据《河南府志》所载：自北邙山之首白马山，往西到神尾山，凡三十三峰。经渑池、新安、洛阳、孟津、偃师、巩县等六县，东西长三百八十余里。作为秦岭余脉，北邙山海拔300余米，地处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黄土区的风尘沉积以及平原区的流水沉积共同形成了北邙山，说是山，但地势平缓，中间高四周低，无高山遮掩，无沟壑纵横。土质由黄土构成，土层深厚、粘结性佳、质地坚固、密度紧实，独特的地质结构造就了北邙山渗水少、土壤干燥且不松散的特性。
其次是历史原因。北邙山地处洛阳北，黄河南，既紧邻人文底蕴丰厚的千年帝都，又俯瞰浊浪滚滚的黄河。洛阳地处中原地带，从东周开始一直到盛唐，作为十三朝古都，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地位。古都洛阳汇集了无数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诗书大家、僧道名流，由于古代的防腐技术有限，这些人逝去后只能选择在故居的附近下葬，都城繁华，自是不适合下葬，那么离都城近，生态环境又好的北邙山便成了首选之地。举其荦荦大者，历史上除了最初的东周八任周天子，而后东汉5座帝陵，曹魏1座，西晋5座，北魏4座，五代后唐1座，这些帝陵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北邙山。帝王选择下葬在哪个地方有诸多考虑因素，在普通官员及民间豪绅眼中，能被帝王选择的地方一定是风水宝地，能与帝王葬在同一区域亦是无上荣幸，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葬在北邙。
第三，中国古代讲究风水，北邙始终被视为一块风水宝地。晋代郭璞被认为是风水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名著《葬书》中关于风水这样写道：“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此论断被认为是中国关于风水的基调，正是因为这句话，才有了风水一词。北邙一带可谓是“北枕邙山南蹬洛水”，靠山面水，藏风聚气，这是陵墓的绝佳风水宝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山意味厚重，水意味灵动，山为阳，水为阴，邙山位于崤）山支脉，黄河南岸，洛河、伊河汇入黄河的交界地带，既依山傍水又枕山蹬河，古人评洛阳为“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北邙山借洛阳地势，何尝不是如此。邙山为秦岭余脉，秦岭为昆仑余脉，昆仑自古被认为是中国龙脉的发源地，因此邙山也被认为是在龙脉上。且北邙山是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之一，相传老子和全真教王重阳都曾在北邙山驻足，道教擅长风水，因此更让人们信服邙山是风水宝地。
近代以来围绕钱弘俶出土墓志及其碑铭的波折，也给这位吴越国末代君王平添了不少悲壮色彩。钱文选曾带着罗振玉的《邙洛冢墓遗文》和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远赴邙山，期冀借助于两位先贤的指引，捕捉到这位千年君王的某些信息，但是这片山实在太过庞大了，埋在这里的墓葬实在太过拥挤了，而罗振玉们当年造访过的洛阳存古阁也已经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焚毁，遍寻无果，他只能长叹一声，戚然离去。
钱文选之所以没有像当年在临安和杭州那样常住洛阳，还有一个不可言说的原因，那就是他仿佛感觉，这里弥漫着一种令他陌生和冰冷的气氛，而临安和杭州则的气氛则是亲切的、温暖的，或许这也应该是千年之前钱弘俶的感受吧。
钱弘俶是吴越国三世五王中的最后一位。北宋建立之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钱弘俶秉承“善事中国”的祖训，决定以天下苍生为念，“纳土归宋”，将所部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给大宋朝，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促进中华大一统的历史佳话。但钱弘俶个人无疑也作出了巨大牺牲。他生前从未到过洛阳，他的墓志石何以会在洛阳出现呢？根据钱弘俶墓志石内的记载，钱弘俶去逝后，先是“棺葬于京师之东墅”，整整两年后，又“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公里”。钱弘俶暴卒后数月棺葬于京师汴梁，两年后改葬洛阳，身后仍不免“颠沛流离”，个中必有隐情。钱弘俶所葬之陶公里属贤相乡，原名平阴乡，位于今河南孟津县境内，隋唐、五代、北宋时为河南乡和洛阳县的分界。北宋初年，平阴乡更名为贤相乡，辖有上东里、上店里、旌德里、积润里、凤台里、陶公里等。凤台里因凤凰台而得名，在今孟津县凤凰台村北500米许，这里埋葬着东吴末帝孙皓，陈朝后主陈叔宝，百济王扶余义慈、扶余隆父子，西蜀之君孟昶，南唐后主李煜等，这恐怕是我国唯一的一处“亡国之君兆域”。论理说起来，钱弘俶也算是“亡国之君”（虽然他是主动纳土归宋的），但却没有葬在这里，而是葬在了与此域相邻的陶公里。对此有各种说法。
一曰，钱弘俶虽属亡国之君，但生前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个人交谊颇深，不葬“亡国之君兆域”，正是为了体现“表异恩”。二曰，钱弘俶毕竟是亡国之君，宋太宗为避臣属及后世之讥，葬钱弘俶于“亡国之君兆域”之侧，这样既安抚了钱氏子孙，也堵了臣属及后世讥口。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三曰，洛阳北邙山历来为死者天国，“葬北邙，宜子孙”是沿袭已久的风俗。何况北宋皇陵也在洛阳，为子孙计，葬钱弘俶于北邙，遥揖皇陵。
钱弘俶墓早在清代已经被盗，时间大约是道光至同治年间，随葬文物不知去向。至于钱弘俶墓志石的发现始末，其收藏及传承经过也是颇多周折，仿佛一一对应着钱弘俶令人叹惋不已的诸多坎坷。这里就要涉及一个叫做马恕的人物。马恕是山西介休人，进士及第，道光丁亥（1827）出任洛阳县令，对洛阳的文化和古文物非常关爱，上任读志，看到乾隆十年（1745）知县龚崧林修纂的《洛阳县志》未收录石刻，嘉庆十八年（1813）知县魏襄修编纂的《洛阳县志》金石卷所列的石刻不足500种，不足以反映洛阳丰富的石刻资源，于是致力于搜寻石刻。
其时洛阳城东郊祠庙甚多，比较有名的有千祥庵等。庵坐东朝西，南北各有一跨院，正院长二十丈，宽七八丈。千祥庵的山门建在三尺多高的台阶上，进入山门之后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钟鼓楼、观音堂。南院窄长，约有正院的一半，道光二十年（1840）在千祥庵北跨院建屋储存，是为“存古阁”，专门收集储存当地的碑刻墓志、经幢等文物。马恕还亲书“存古阁”三字镌刻在院门额横石上。由于马恕的身份，存古阁属官办的石刻保存所，存古阁收藏晋至宋各类石刻68块及各种石刻拓片1300多种，其中就有这块钱弘俶墓志原石，出土时间和地点付诸阙如。
清光绪元年（1875），江苏仪征人、画家兼金石学家汪鋆编著《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18卷刻印出版，其中卷16即收录了钱弘俶墓志铭文，这是钱弘俶墓志首次被记载，引起世人注目。清朝末年，金石学家罗振玉四处打听，得知这通墓志的下落是洛阳存古阁。
1911年，罗振玉通过友人从洛阳古董店、存古阁和洛阳北邙山农村，购得一批古文物，其中包含钱弘俶墓志拓片。1914年2月，罗振玉著《邙洛冢墓遗文》一书出版，该书卷下收录有钱弘俶墓志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