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弘字辈三王中,葬于杭州的仅忠献王钱弘佐一人。
武肃王钱镠的初衷,想必是以临安作为永久的归葬之地,钱氏诸王及宗室的世代归葬于此。然而后世钱氏诸王归葬地的确立,并没有按照他设定的方案进行,如上,其子钱元瓘的葬地便离开了临安,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北宋有制:大臣墓葬规定在京师方圆二百里以内。而这里的“京师”自然不是吴越国的杭州,或者临安,而是北宋的汴京,所以后世诸王甚至都无法保证归葬吴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杭州,甚至远窆洛阳北邙,颇有颠沛流离之感。
诸王的墓葬故事,多少体现了吴越国的政局走向。近一个世纪的吴越国史告诉人们,它的政治信仰从来都限定于一个邦国的规模,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华夏国家,换言之,它仅仅是一个割据政权。所以,吴越国史上看不到有关进一步开拓疆土的故事。实际上,吴越国的政局并不像人们普遍认知的那般稳定,主要是朝廷内部勾心斗角,曾经追随钱镠的大将化身为权臣,钱镠之时尚能控制,自钱元瓘起诸王一则文弱,二则年幼,三则缺乏胆略,能力稍逊,君王于权臣之间正式进入争斗模式,往往被权臣架空权力,形势每况愈下。某种意义上,只是因为当时钱镠朝所奠定的基础尚牢靠,在自上而下的统治机构中,其所定大政方针的拥护者占了基本盘,另外吴越国周边群虎环伺,一旦从事彻底颠覆则不得人心,而且那些乱臣贼子的执政能力也并不超群,不足以成事,才没有酿成更大祸乱。
忠献王钱弘佐(公元928-947),原名钱弘佐,字元佑(一作字祐),钱元瓘第六子,母许氏。史传称钱弘佐喜好读书,性情温顺,很会做诗。初,钱元瓘以五子钱弘僔为世子,天福五年(公元940年)钱弘僔暴薨,追赠孝献世子,而钱弘佐得封镇海、镇东节度副使、检校太傅。据《十国春秋》,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八月,钱元瓘病重不能视事,处州丽水人、内都监章德安为人忠厚,能决断大事,钱元瓘便想把身后的事情托付给他,欲探其口风,对他说:“弘佐年纪小,应当选择宗室中的年长者立之为主。”
此前章德安在吴越国政坛上一直默默无闻,促使他在吴越国历史上亮相的契机,是钱元瓘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任命其为托孤大臣。
章德安说:“弘佐虽然年轻,但是众臣下佩服他的英明敏捷,请您不要为此忧虑!”
钱元瓘说:“如果能有尔等好好辅助他,我也就没有忧虑来。”
钱元瓘去世后,吴越国政局果然出现变数。他的三个儿子先后继承王位。年仅十三岁的钱弘佐于当年九月庚申即位于王宫倦居堂,为吴越国第三位国君。弘钱弘佐的为王之路却险象环生。原来,钱元瓘在位时,最为信赖的大臣除了章德安,还有一位,那便是戴恽。内牙指挥使戴恽是钱镠朝重臣,深为钱元瓘信赖,对他诸多依靠,把军事全部委托给他。钱元瓘养子钱弘侑的乳母是戴恽妻子的亲戚,不知戴恽有什么异常表现,有人告发戴恽蓄谋拥立钱弘侑。章德安便封锁钱元瓘去世的消息,不发表讣告,并同诸将密谋,引带甲士兵埋伏于幕后。八月二十五日,戴恽进入王府,伏兵一跃而起将其擒杀,章德安旋废钱弘侑为平民,恢复孙姓,幽禁在明州。同日,将吏根据钱元瓘的遗命,奉承中原朝廷制命任用镇海、镇东副大使钱弘佐为节度使,钱弘佐时年十四岁。九月初三日,钱弘佐继承王位,任命丞相曹仲达摄掌政务。
史实表明,无论是章德安抑或戴恽,皆很难说有什么雄才大略,本质上皆属弄权乱政之辈,以辅佐新主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莫顾全局,擅自废立。不幸的是,宗派林立、权臣乱政的现象始终伴随着吴越国,钱镠朝如此(如前揭武勇都叛乱事件),钱元瓘朝如此,钱弘佐朝也是如此。这构成了吴越国并不漫长的历史中的重要标识。
钱弘佐性格温和谦恭,喜好诗书,礼贤下士,为王后勤理政务,明察秋毫,视民如伤,百姓呼为圣主。
有庶民百姓奉献嘉禾,钱弘佐问司掌仓库的官吏:“现在国库里的粮食蓄积有多少?”
仓吏不假思索地回答:“回大王,能用十年。”
钱弘佐颔首道:“如此说军粮是足够了,那么税收上可以对我的民众宽松一些。”
仓吏想不到钱弘佐以国王之尊竟与其讨论如此重大之国事,诚惶诚恐又喜不自胜,说道:“若大王肯让税与民,真是百姓之福啊。”
钱弘佐遂召集左右,命令免除境内三年内不纳税,消息公布,万民欢腾,仿佛过节,庆祝的鞭炮声爆响三天三夜。
无论如何,一个少年能有如此决断,应该不完全是早熟的事情,其身边必有一批坚定的拥趸。联系到数年之后的频繁杀伐,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不过危险也在其中,既然钱弘佐能在一批人支持下行事,必有导致另一批人的利益受损的情况发生,这其中应该有一条看不见但不能突破的红线,一旦突破,极有可能引发极端凶险之事。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几年间,情况并未得到改观,恰恰相反,随着年龄渐长,钱弘佐不可逆转地滑向自身难保的境地了。
天福六年(公元941)十二月二十五日,后晋册封钱弘佐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少年钱弘佐继位之初,形势并不乐观,连年兵燹,朝政一片混乱。在钱镠朝收获宠信的旧臣们巩固了既得利益,结成宗派集团,他们的权位成了私人财富,现在已经传递到了其子孙手中,益发独断专行,动辄欺辱新主,于是钱弘佐便被这群贪恋官位、作威作福的集团所包围了。比如杜昭达乃杜建徽之孙,杜建徽系钱镠倚重的部将,钱镠在时尚能掩饰自己,钱镠之后便无所顾忌了,与其孙沆瀣一气。杜昭达与上统军使阚璠一样“好货”,钱唐富人程昭悦则投其所好,施诸贿赂,遂得侍钱弘佐左右。程昭悦为人狡佞,深得钱弘佐信任,宠待逾于旧将,引起阚璠等的不满。程昭悦自知尚未到摊牌时刻,便折腰与阚璠暗通款曲,阚璠不再将其视为威胁。而有了程昭悦的加持,阚璠更加忘乎所以,强横霸道,排斥异己,飞扬跋扈,弄得吴越国朝廷乌烟瘴气。史称阚璠“专而愎,国人恶之者众”。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多次同他发生争执,右都监使李文庆也不依附于阚璠。
天福八年(公元943年)起,十六岁的钱弘佐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整肃朝政。七月二十九日,钱弘佐把章德安贬官到处州(一作明州),李文庆贬到睦州。阚璠与右统军使胡进思从此更无所忌惮。同年十一月十四日,钱弘佐纳仰仁诠的女儿仰氏为妃。纳仰氏之举,如前所述,绝非一场皆大欢喜的婚姻那么简单,实际上这不啻向朝廷中的那些阴谋家们发出了明确信号,那就是钱弘佐不打算向他们屈服。考虑到钱弘佐的年龄仍尚小,因此这既是钱弘佐作为吴越国王个人姿态,也应该是钱弘佐的拥趸者的姿态。于是朝廷中虽谈不上腥风血雨,也已经隐约可见一股杀气腾腾的气象了。
开运二年(公元945)十一月,钱弘佐接连诛杀旧臣,二十二日,钱弘佐诛杀内都监使杜昭达。二十六日,诛杀内牙上统军使、明州刺史阚璠,虽死者罪有应得,但大王突然发力,吴越国上下一时都难以反应过来,加之别有用心者的各种说法满天飞,给人的感觉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
开运四年(公元947)二月,内都监程昭悦聚积众多门客,收贮兵器,并和方士交往,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事不宜迟,钱弘佐决意诛杀之,对水丘昭券说:“你今天傍晚带领甲士一千人包围程昭悦的宅第。”
水丘昭券闻言大惊,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倒不是说程昭悦不该杀或杀不得,而是他以为堂堂吴越国君王,要处决一个乱臣贼子,何必趁夜晚行事呢。他说:“程昭悦是家臣,有罪应该明正典刑,当众处决,不宜于夜晚兴兵问罪。”
钱弘佐以为然,于是命内牙指挥使储温等待程昭悦回家,将其抓送东府审讯。二月二十三日,将程昭悦处死。
这段故事《十国春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文穆王继立,诸将多恃强,诣府请诛刘仁杞等,王命仁俊宣教,音词宏亮,意旨晓畅,诸将皆习者,王以为能。忠献王时,为内外马步都统军使。而仁俊母,故杜昭达之姑也。富人程昭悦者,以私憾诬阚璠,与昭达谋,奉仁俊为乱。王于是杀璠、昭达而夺仁俊官,幽之东府。未几,昭悦伏诛,释仁俊之囚。广顺元年(公元951),忠懿王以仁俊无罪,复其官爵。历仕威武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卒,谥安简。
同年三月,钱弘佐任命其弟东府安抚使钱弘倧为丞相。六月,钱弘佐去世于王宫咸宁院西堂,时年二十岁。遗命委任丞相钱弘倧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兼侍中。
忠献王钱弘佐墓未经发掘,未确知其址。据文献记载,其墓葬在其父钱元瓘墓附近。据钱文选《吴越忠献钱王墓图记》:
《钱氏家乘》内载杭州龙山之西原,有忠献王墓。年久失修,一度被人盗葬,致遭雷击之报。余询之该处土人,均知有天打断之故事。盖因某氏盗葬钱王墓后,出一尚书,适被雷将来脉打断,故名天打断,某氏后即衰微,言之确凿。杭志亦载王墓在江干龙山西原。民国甲戌杭州市办理土地清丈,余会同在杭族人申请承粮,几经交涉,始确定产权。江坟石坎以下,均归钱氏所有,计地七亩五分一厘九毫。……并于丙子建筑衣冠墓,立碑定界。……兹绘图说明,以资纪念。
又钱泳《履园丛话》十九“忠献王墓”:
忠献王墓在文穆王墓西,两墓并列,仅隔一山,其神道碑一座,在今玉屏峰下。明成化问,先为太常吴诚占葬,由吴墓北行数十步,为江氏坟堂,坟堂之后有一涧水,甚清澈,再上数十步,有平坡,即忠献墓域也……并无封冢。又上数十级,为嘉靖中宫保上书江澜之墓。相传江氏占葬时,既将神道碑文毁灭,而墓之左右前后皆为江氏所有,其时子孙亦有控县者……旧有墓基三亩,国初尤为钱氏办粮,雍正八年,江氏一并倒卖,尽无从识认矣。乾隆五十九年三月,锡山裔孙天球、文炳、俊选等同来祭扫,见平坡上有洞穴,疑为隧道,即呈之杭州太守李公亨,特立碑表志,谕钱唐知县邓公云龙亲勘立界,有案存焉,自神道碑至墓基,计二百四十步。
由其父子两代的墓葬安排来看,钱弘佐似乎刻意将先王陵墓选择在杭州城的龙山一带。他必然是深明其祖营建临安之初衷的,惜乎临安没有成为国都,改葬杭州,更多的是因为杭州比临安更能代表吴越国,而身为一国之王,死后守卫国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一方面要说遗憾,那就是当年钱镠没有把临安建设成为像杭州城一样的繁华都市,不然很难说临安不会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不过,纵使不能还葬临安,龙山也可以与天目山两相凝望。何况对于钱氏宗室而言,吴越国之都城杭州也算是家乡了。只是后来钱弘倧被废、钱弘俶纳土归宋,都没有机会继续埋葬在杭州,“国城龙山”之麓的吴越王陵墓也就止于钱元瓘、钱弘佐父子两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