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对武勇都的控制，钱镠任命心腹大将顾全武为武勇都都指挥使，统率这支军队。由顾全武统帅这支强军，钱镠应该是放心的。八都旧将普遍对武勇都保持怀疑，如行军司马杜棱就警告钱镠：“狼子野心之辈，不可养也。棱观武勇将士终非大王所畜，愿以土人代之。”罗隐也屡屡进谏，认为这伙人勇则勇矣，但残忍血腥，唯利是图，毫无忠义，不可亲信。时值用人之际，钱镠对这些警告并不在意。公元901年，钱镠更是擢升武勇都系统的陈璋为衢州制置使。从中可见钱镠对武勇都的重视和信赖。
长兴三年（公元932）三月二十八日，钱镠去世。钱元瓘继承父位，并与兄弟们不分彼此，共同在一个帐幄内守丧。内牙指挥使陆仁章说：“令公继承先王的霸业，将吏们早晚要进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不可有虞，应当与诸位公子分开住。”便命主事的人另设一帐，扶着钱元瓘住进去，并向将吏宣告：“从今以后，这里只能谒见令公，禁止诸公子的随从未经允许随便进入。”于是，昼夜警卫，未尝休息。长兴四年，后唐派将作监李纮在钱元瓘服丧满期后拜封他官爵，又命户部侍郎张文宝授钱元瓘兼任尚书令。同年七月十三日，后唐赐封钱元瓘为吴王。清泰元年（公元934），正月二十三日，后唐封钱元瓘为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四月，钱元瓘恢复建国，如同后唐同光年间一样。四月十四日，钱元瓘在境内实行大赦，册立他的儿子钱弘僔为世子。任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署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林鼎掌管教令。十一月十九日，后晋高祖石敬瑭下诏，加任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为吴越国王。
这个人事安排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重要人物胡进思，这位当初被钱镠排在50人“功臣堂”第二位的功臣，正暗暗察言观色，耐心等待钱元瓘走出下一步。果不其然，钱元瓘“推旧恩”加胡进思为大将军，为表示器重之意，可“剑履上殿”。不久之后，又将署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林鼎提拔为丞相。林鼎，据《吴越备史》和《十国春秋》，其祖籍福建侯官，生于宁波，钱镠朝不见重用，仅为观察押牙。钱元瓘将之超擢于丞相位，胡进思对这个人事变动保持沉默，文献中找不到有关他对此事态度的描述。不过既然有“剑履上殿”的待遇，在朝廷中的分量是位极人臣的，对丞相这样关键的人选，钱元瓘不可能不征求他的意见。从《吴越备史》的记载中可知，每当意见不同时，林鼎敢于与钱元瓘抗争，所谓“每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极言之”，那么胡进思自然也可以“极言之”，或许只能更加激烈。因于史无征，这里不宜展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就在他保持沉默的过程中，却实实在在见证了始于仰仁诠的一系列奇怪的死亡和政局动荡。
史称钱元瓘死于狂疾，假使从字面上看，无论怎么理解，“狂疾”也只能是一种心理疾病，不妨想像一个年方十六便勇于为父王分忧甘愿去敌营当人质的人，居然在过了知天命之年之后的五十五岁患上狂疾，不禁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真相到底怎样，且不过多揣测，但起因应该是仰仁诠兵败事件。天福五年，即公元940年，闽国内战，闽太祖王审知两个先后称帝的儿子互相打了起来，哥哥王延羲派兵攻打弟弟王延政，王延政遂求救于吴越国，钱元瓘不顾丞相林鼎反对，派宁国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诠、内都监使薛万忠统兵四万开赴闵国。同年四月，吴越国援军到达建州，然而此时王延政已经击退了福州兵，便请求仰仁诠班师回朝，遭到拒绝。之后仰仁诠于建州城的西北扎营，王延政十分害怕，一边向王延羲求援，一边派兵断绝了吴越国军的粮道。吴越国军最终因粮尽而撤军，王延政趁机派兵出击，大破吴越国军，俘虏斩杀上万人，仰仁诠只得乘夜率军逃走。
天福六年六月，仰仁诠稀里糊涂死在宁国军节度使任上。或者说，仰仁诠之死散发着浓厚的阴谋味道。仰仁诠是钱元瓘的宠臣，坚定地站在钱元瓘这一边，这引起了朝廷中钱元瓘的反对者的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仰仁诠之死，可以说是反对钱元瓘势力的一次胜利，钱元瓘内心是不甘的，惜乎反对派势力已经坐大，钱元瓘对之无可奈何，并不能为仰仁诠伸张正义。这种看不见枪刺的战争成了钱元瓘朝廷中的最大威胁。很难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但这种威胁的确很难消除，它甚至传给了钱元瓘的儿子钱弘佐。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钱弘佐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纳仰仁诠之女为妃。这可能部分说明钱弘佐继承了钱元瓘对仰仁诠的好感，希望以这种方式对仰仁诠进行补偿。但同时也说明，他也继承了钱元瓘当时难以解决的威胁。
仅过了一个月，天福六年七月，忽一日王宫丽春院失火，延及内城，宫室府库几乎烧光。钱元瓘惊惧，大受刺激，得了狂疾，迁居于城东北的瑶台院。同年八月二十四日，钱元瓘在瑶台院彩云堂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谥号文穆王。次年葬于国城杭州龙山之南原。
尤为蹊跷的是钱元瓘死后第三年，林鼎也莫名其妙地死去了。问题是，这些人一一死去了，而似乎一直保持静默的胡进思还活着并将直接参与废立接下来的几任吴越国王。何况朝廷内外还充满了章德安、戴恽、阚璠、程昭悦之属，他们分属不同的宗派集团，无事时互相之间以及与君王之间尚能保持大致的平衡，一旦有事则毫不犹豫地陷入明争暗斗，刀刀见血。他们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挥自己的作用，将吴越国朝廷一步步推向危途，把君王推向风口浪尖。这其中有几多巧合，几多秘密，几多心机，几多波诡云谲，恐怕只能留给历史家了。我们现在所能勉强为之的，唯有从历史长河中翻卷而出的吴越国墓葬及其附丽找到突破口，进而揭去尘埃，稍稍还原其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