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技术处理，海塘确乎“潮不能攻”。钱氏石塘在候潮门、通江门外，自六和塔至艮山门，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花帑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䋋，圆自开平四年（公元9lO年）八月动工，同年十月竣工。钱氏石塘的建成，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杭州海潮之患，从此石塘之内“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同年，钱镠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由是杭州居民逐渐自“盐卤之苦”中解脱出来，后人对此评价颇高。文天祥曾云：“筑塘射潮，非止一时之保安，实有千年之功德，洵堪百世之模楷。”实为至允之论。
其次疏浚湖泊。唐时，白居易浚西湖，筑捍湖堤（即白公堤），西湖可溉田千余顷。唐后期以来，湖底淤积，“西湖湖葑蔓合”，面积缩小，蓄水减少，影响了农业生产。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钱镠受封尚父，拟扩建牙城，有方土献策，“王如广牙城 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若填筑西湖以为公府，当十倍于此”。钱镠拒从其议，并于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重新恢复了西湖的灌溉作用。由于有撩湖兵士“专一开潜”，直至北宋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钱弘俶还可以“大阅艘舻于西湖”。钱氏还充分利用和整修浙东诸湖。后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钱镠组织人力在绍兴开鉴湖，其具体做法为：使湖高于田丈余，湖高海低，田居其中。这样水少之时，则泄湖以溉田，水多之时，则泄田中之水入海，做到旱涝兼防，确保丰收。同时又在鉴湖周围358里筑塘，溉田九千余顷。曾巩称赞“南湖（指鉴湖）历钱王镠父子，立法甚详”。明州之东钱湖，方圆800顷，钱镠于此叠石为塘80里，可灌田50万亩；又于福建连江县开凿一个东湖，周围20里，可溉田万余顷。王安石曾记其事云：“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长老言钱氏时，置营田吏卒，岁浚治之，人无旱忧，恃以丰足。”
再就是整修太湖水系。太湖古称震泽，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西南边缘，流域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为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吴越对太湖水系的治理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开凿港浦，确保太湖入海通道的畅通。由于整个太湖流域的地势是四周高、中间低，因此开浚塘浦，保持水流畅通显得特别重要。当时吴越以吴淞江为太湖出水的主干，以东北及东南入海港浦为太湖泄水的支流。为此，吴越疏浚了北面武进的庙堂港、无锡的莲蓉潮；东北面常熟的梅里塘，昆山的七丫、茜泾、下张诸浦；东南面的急水港、新泾塘、柘湖、小官浦，以及贯通于吴淞江与泖湖 群之间的大盈浦、顾汇浦，还有海宁一带的清水浦等等。
其二，建闸控水。太湖流域河渠纵横，河身较高，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圩田”（即沿河修筑堤岸，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方圆数十里，如小城然），为了兼防旱涝，设立了许多闸门。赵霖说：“治水莫急于开浦，开浦莫急于置闸。”郏亶之子郏侨说：“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陧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三吴水利赘言》亦云：“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凡一湖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洪以时，早涝无患，而田自利。”这就使太湖水系不仅防洪，也有灌溉之用，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抗灾能力，农业生产也因此有较好收成。明末农学家徐光启对此作了高度评价：“钱氏有国……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或作五里一纵浦），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吴郡志》也载：“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惟长兴中，一遭水耳。”
其三，修筑堤岸。由于太湖平原地势低平，容易积水，因此在平原西部修筑堤坝，阻挡太湖水的下泻。这一湖堤在唐时已经修筑完成。太湖平原东部，唐时筑有海塘，如盐官“有捍海塘陧，长百二十里，开元元年重筑”。当时太湖平原东缘海岸线大致在今浦东的北蔡、周浦、下沙、航头一线。唐代修复的海塘就位于这一条砂带上，向北延伸至吴淞江口。这一点已基本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估计吴越时对此进行了养护。另据《吴郡志》卷十九《水利》所引郏侨说，吴越国在长江沿岸也筑有完整的海塘。
重商政策。吴越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特色是重农不抑商。农业、手工业的繁荣，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吴越境内已出现夜市。吴越统治下的苏州，唐代便出现“夜市”。唐末梁初诗人杜葡鹤在《送人游吴》诗中说：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在《送友游吴越》 中又说：
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
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
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
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
“夜市”已有“菱藕”、“绮罗”等更多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入市交易了。由于吴越国农业生产“岁多丰稔”，商业十分发达，粮食也已作为商品入市买卖，市场米价低廉，“米一石钱五十文”。丝织业十分发达，那时已有一批贩运商人走家串户向织户收购织品。王建《织锦曲》载“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宫里怪”。虽然说的是织户在未交清“王赋”前，是不敢私自出卖的，但也反映出在交清“王赋”后，可以将产品拿到市场出售。作为最早生产青瓷之乡，这一传统技艺在吴越国时期得到延续，境内瓷窑除烧制精品外，也烧制民间日用器物，如温州、龙泉等窑生产的碗、盘、壶、杯之类，运销各地，满足百姓需要。当时书也是商品：“越闲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那时有大量佛经、历书、名家诗文被刻印出来，“卖于市肆”。当时杭州有笔工名苌风的，专门制笔出售，“士大夫怀金问价”，生意颇为兴隆。吴越实行食盐专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始榷酒 ”，又实行酒的专卖。盐与酒都成为重要商品。
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钱币需求量猛增。因此，吴越国于“杭州置保兴监铸钱”。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吴越王钱弘佐曾主张铸铁钱，其弟钱弘亿谏曰：“铸铁钱有八害：新钱（指铁钱）既行，旧钱（指原使用的铜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铜禁至严，民益盗铸，况家有铛釜，野有铧犁，犯法必多，三也……”可见吴越同周边国家（地区）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钱弘亿对钱币流通有如此独到的见解，也反映出吴越国当时的商品经济确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杭州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后周广顺初（约公元951年），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钱弘俶与闽僧契盈共游江滨碧浪亭，时浙江“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商船云集，可见商业之发达。
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杭、嘉、湖自此以丝绸之府闻名于世，明州成为“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坐肆售货、朝夕从事”的商业城市。杭州在唐时尚亚于苏州和越州，钱氏建都杭州后，杭州迅速繁荣起来。此时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杏霭之间”，薛居正言杭城“悉起楼台”，“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司马光也称赞“钱唐富庶盛于东南”，至北宋更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之誉，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往中心。诚如谭其骧先生所称：“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乐土中的天堂，其繁雄富盛，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
综上，作为吴越国的奠基人，钱镠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对泛江南地区开发贡献最大的一位君王，为“苏杭天堂”的美名，也为南宋建都杭州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功德无量，彪炳史册。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三月，叱咤风云建立吴越国的并统治两浙地区四十一年的吴越王钱镠病逝，享年八十一岁。朝廷赐其谥号“武肃”，并且停朝七日以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