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宗庙制度
据《咸淳临安志》卷七四《祠祀·钱王太庙》，在临安城中曾有钱王太庙。而据《丧葬陵墓志》，在都城建立太庙是魏晋以来历代统治者的传统做法，可见临安在钱镠心目中的地位的确非同一般。又据《通鉴考异》：
余公绰《闽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春，梁策钱镠为尚父，来年改宝正元年。 永隆三年，吴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启运图》云：“同光元年，梁封浙东尚父为吴越国王，寻自改元宝正。长兴三年，吴越武肃王崩，子世皇嗣。永隆二年，吴越世皇崩，子成宗嗣”。公绰、仁志所记年岁差谬，然可见钱氏改元及庙号，故兼载焉。至今两浙民间犹谓钱镠为钱太祖。
可见，钱镠、钱元瓘与钱弘佐皆有自己的庙号，钱镠为太祖、钱元瓘为世宗，钱弘佐为成宗。吴越国建立庙号之事，还见诸其他文献。《全唐文》载：“仁绍翁祖，去乾宁二年，蒙太祖武肃王给帖，巡看大丘陵，并及四面山林，年前后并无阙失。”
改元以定正统
钱氏究竟有无改元，诸说纷纭。《吴越备史》说钱氏未曾改元，《资治通鉴》亦称，“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钱镠曾孙、北宋天圣年间彭城郡王钱惟演于所撰《庆系谱序》中也说：“惟钱氏中原未定，鼎奉正朔，而修贡赋。”
考诸金石材料，吴越建国后确曾改立年号。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称：“予闻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闽、楚、南汉诸国之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则知其尝改元矣”。《资治通鉴》也载：“惟今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钱）镠封此山为寿星宝石山伪诏，刻之于石，虽经谗毁， 其文尚可读，后题云‘宝正六年，岁在辛卯’，明宗长兴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另杭州石屋崇化寺尊胜经幢，幢题“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等字。时人王顺伯考其岁年，知辛未为梁开平五年。九里松观音尊胜经幢也题有“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
从上述记载，可以得出吴越确曾改元，其年号有天宝、宝正、宝大等。
起用晚唐内臣
唐末朱全忠诛戮宦官，一些宦官逃往两浙，并得到钱镠庇护。钱氏还上表请求宽恕宦官，后来也为朱全忠接受。吴越建国后，选用宦官给事宫庭。马令《南唐书》记载：“唐末大乱，方镇僭拟，悉以宦官给事，考诸前史，吴越最多。”另八都旧将朱行先临终之前，“殿下遭中使三赞宣”。此处中使即指宦官。起用内臣，一是原来的体制已荡然无存，内臣失去攀附，不能危害国体；二是钱镠政权尚处蒸蒸日上之际，内臣并不能作法；三是内臣手中依然有其资源，包括从前朝得到的治国经验和教训，给予其恰当位置，可以发挥正面作用。这是钱镠的英明之处。
整肃中央机构
建国后，钱镠改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曰制敕，“将吏皆称臣”，“表疏称吴越国”。与之相应，钱镠还建立了避讳制度。如刘汉宏记作“彭城汉宏”，刘季述记作“彭城季述”。吴越国丞相曹仲达，“本名弘达，避王（钱弘佐）名更之”。通过避讳，昭告天下，不得冒犯，树立了王室权威。钱元瓘即位以后，“以（钱镠）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但不久复旧。
吴越国政权中央官制较为复杂，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令均由中原朝廷加授，以示恩宠，其性质类似三公。如钱镠曾任尚父尚书令，钱元瓘曾兼中书令，钱元球曾兼侍中。吴越建国后，建立了一套以丞相为首的中央职官制度。丞相有左右之分，史载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二月，“吴越王镠以行军司马杜建徽为左丞相”。另据《十国春秋》，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丞相许明舍富春宅为寺”。可见，许明亦曾任吴越国丞相。钱元瓘时，又有同参相府事之职。“（天福四年九月）是月，保大节度使，同参相府事陆仁章卒。……（天福六年）六月，宁国节度使，同参相府事仰（仁）诠卒”。可见，在钱元瓘统治期，陆仁章、仰（仁）诠两人曾任此职。同参相府事，其职权应在丞相之下。
此外，吴越国执政中枢机构还设有“权知政事”与“摄政事”之职。“文穆即位，居谅陶，命仲达权知政事。国建，拜丞相。今王即位，复摄政事”。又“忠献王郎位于仙居堂……丞相曹仲达摄政事”。由此可见，“权知政事”与“摄政事”其权与丞相同。由于文穆王（钱元瓘）即位之初中原王朝并未立即封其为吴越国王，故钱元瓘曾“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这些都说明吴越国对于中原王朝的敬畏。“权知政事”与“摄政事”应是一种临时设置，其作用在于维护吴越国政权的正常运转。吴越国政权于中枢还设有“知机务”和“通儒院学士”。涑水记闻》载：“钱氏在两浙，置知机务如枢密院，通儒院学士如翰林学士”。可见，“知机务”其权“如枢密院”，当主管军事。通儒院学士，有史可考的有崔仁冀、林克己二人。开宝八年（公元974年），吴越起兵助宋灭南唐，丞相沈虎子反对，钱弘俶“遂罢虎子政事，命通儒学士崔仁冀代之，总其兵要”。又“林逋，字君复，钱唐人，祖克己，仕钱氏为通儒院学士”，通儒院学士职掌如翰林学士，为“掌纶之任”。
钱氏吴越国权力中枢设官分职复杂却不混乱，一则反映了其时社会动荡大背景下的治国努力，尝试应对各种新问题，包括如何将部下的统兵能力向理政能力转化的问题，一则反映了君臣团结一致，政权牢固可靠。吴越国中央政权最大的特色是不置六部，六部职由侍郎、郎中、员外郎以及客省等使行之，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最大限度集中国家权力，统一号令，有利于治乱步骤。
推行权官制
吴越地方行政单位有节镇、府、州。据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有苏州中吴军、湖州宣德军、温州静海军、明州奉国军、婺州武胜军等。这些节镇别无支郡，实际上是与州平级的行政单位但地位稍高。节度使多由钱氏子弟担任，也有亲信将领出任的。节度使下有节度副使、行军司马、节度判官、掌书记、推官等。
节镇之外，则为府。其都城杭州为西府，越州为东府。西府长官为大都督府长史，由吴越国最高统治者兼任。如“忠献王时以（吴）程判西府院事，寻拜丞相”。东府长官为东府安抚使，钱元瓘即位后，“命（皮光业）知东府事”，开运元年（公元944）冬十一月，“（皮光业）出为东府安抚使”。
州是基本的行政单位。吴越疆域极盛时辖十三州、一军。十三州为：苏、杭、 越、湖、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其中秀州是在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钱元瓘奏析苏州之嘉兴、海盐、华亭、崇德于嘉兴县设置的。福州原为闽国都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并入吴越。一军即安国衣锦军：唐“天祐四年 （公元907年），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
州的长官为刺史、制置使。另外还有权制置使、知州事、权知州、权刺史之职。“权”置可谓繁多，此可视为吴越国之“创举”。权置有“临时代理”的含义，若表现优异，功勋卓著，即刻转正。如徐绾、许再思叛变时，衢州制置使陈璋将卒三百出城奋击，遂夺其地，钱镠即以为衢州刺史。胡三省注：“观此，则当时诸州制置使在刺史下。”
权制置使、知州事、权知州事、权刺史之职的设立，可能有如下两种原因。首先，吴越建国之前，钱镠无权任命州刺史，但施政管理并无二致，因此暂时委以制置使、权刺史等名目，然后表请朝廷正式任命。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二月，钱镠命成及权苏州刺史。其他如湖州制置使高彦、权苏州刺史钱元璩、权睦州刺史马绰，后来也被任命为刺史。其次，刺史未能到任，则另委别人代理州政。开运三年（公元946年）二月，“检校太尉（胡进思）授刺史，以判官孙谔知州事”。又“天福中，文穆王子儇遥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可见，湖州刺史为胡进思、睦州刺史为钱弘儇，但因故未去赴任，故分令吴程知睦州事，孙谔知湖州事。
州下设县，吴越国全盛时共有八十六县（城）。其中新设五县：越州之新昌县，开平二年（公元907年），“始分剡县十三乡置新昌县”。苏州之吴江县，明州之定海县（今 镇海）。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敕置苏州吴江县，明州静安县（今定海县是也），从王请也”。此外还有后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吴越割钱唐、盐官两县地各半及富春县之长寿、安吉二乡”置钱江县，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析嘉兴之崇德等九乡于义和镇置崇德县。县下有都、乡、里等基层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