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统治的苏杭地区，因此也得以免遭频繁的兵祸战乱之累，从而专心于内政与民生。钱镠治下的吴越国，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对外，新罗、渤海等海外诸国也都接受钱镠的册封，尊其为君长。对内，他筑造衣锦城，扩建杭州城，认同佛的精神世界，兴造寺塔，言传身教如何放下枪刺，崇尚文治，还民以良政。他大力治水，下令扩大垦田，专门设置水利部队，征调大批兵卒、民工，修筑海塘、疏浚内湖，并与运河相通，被两浙百姓称为“海龙王”。当然，如此大兴土木、征用民力，对吴越国民而言，不能不说是很沉重的负担，也引起了一些民怨，有人以为这或将不利于钱镠的名望。但钱镠坦然说道：
建设还是必要的，千百年后，因为有座杭州城一定会有理解我的人，因为有座杭州城也一定会有责怪我的人。不管后人如何看待，至少吴越国的百姓能安居乐业，未来的中原王朝也可坐享其成，尽得一方宝地，至于后来者是否会沉沦于此，又该如何评价自己，我管不了那么多，自己能对得起历史，问心无愧就好了。
历史事实证明了钱镠的自信和判断。吴越国地处两浙，有的是山川、沼泽、溪流，起初按说实力相对较弱。但吴越国苦心经营数十年，经济社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清异录》谓“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庆，地上天宫也”。北宋欧阳修亦云：“钱唐自五代始，……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 矣……”所记虽为杭州一地，但亦可从一侧面反映出吴越国国家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自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钱镠任镇海、威胜两镇节度使兼有两浙起，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止，前后共历三世、五王，凡八十四年。这与当时中原王朝“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的混乱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依然与钱镠以来所秉持的政治信仰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不为一姓一族之私为念，心系兆民，所以才能从文化上形成一道杜绝争权夺利的防护墙。
吴越国钱氏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国泰民安”，或有多种因素，比如地理因素，但最终一定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由政治因素所派生而来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为的因素。钱镠及其继任者的政治信仰与国家治理政策，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唐自安史乱后，北方干戈不息，岁无宁日，江南则相对稳定。因此，北方人民大规模南徙，其所到之地分布十分广泛，其中两浙地区是南迁人口相对集中的一个地区。《元和郡县志》记有唐代开元及元和两个时期的户数。河南府许 州、郑州、滑州、汴州、宋州、汝州、陈州、颍州、怀州等十州，开元时为640791户，元和时降为96895户，只及开元时的15％，而两浙地区开元时有户84.7278 万，元和时有户33.3212万户，约为开元时的40％，如果考虑到台州元和户缺这一因素，则实际当高于40％。其中苏州“一郡十万户”，“杭州十万户”，比开元时期均增加数万户。顾况言两浙“管郡十五，户百万”，虽有夸张，但也说明南迁民户数量之多。
北人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南迁的人员中，有许多都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士，史载“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李白也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伴随着北方劳动力的南下，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据《新唐书·地理志》，安史乱后，江南兴建的水利工程有五十余处，两浙境内有杭州余杭县的北湖，湖州长城 （今浙江长兴）县的西湖、明州郧县（今浙江宁波）的仲夏堰等，都能溉田数千顷至万顷。江南农民还修建了许多堤堰和斗门，开辟了大量的湖田和渚田，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人口的增长、水利的兴修及荒地的垦殖，标志着两浙地区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杜牧说浙东地区“衣食半天下”，嘉兴亦为产稻之乡，当时人称“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两浙地区不仅农业生产发达，制茶、纺织、竹器加工、瓷器、造纸、酿酒、 药材等行业，亦有较大发展。湖州长兴于唐代宗时开始贡茶，“自大历五年 始分山析造，岁有客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制盐业分布于苏州海盐和杭州盐官两地。纺织业以丝织业最为发达，晚唐诗人罗隐有“蜀桑万亩，吴蚕万机”之语，可见苏州丝织业的发达。竹器加工业方面，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吴郡“织席最良，给用四方”。其他如瓷器业、制酒业、造纸业，在这一时期也已达到较高水平。
城市经济由此振兴，出现了繁荣景象。白居易吟诗称苏州“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坊数已为长安之半，其规模于此不难想见。杭州也是“万商所聚，百货所殖”，“骈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可见商业极为发达。杜牧：“钱唐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可知其城区规模及经济水平已仅次苏州。湖州、越州也相当繁华。湖州，顾况说“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又说“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吴临淄之富不若也”。辖境内其他各州莫不如此。
闽与马楚的败亡，兄弟阋墙是一重要原因。钱氏兄弟之间，多能相亲相助。史载钱元瓘即位后，对其兄元璙十分敬重，每当元璙前来见面，全无君王架子，兄弟情深如故，给乃兄敬酒时不断地表示，弟弟我今日之位，本来是属于兄台的，是兄台赐给我元瓘的，为弟受之有愧啊。钱元璙说，好兄弟，先王择贤而立之，是人心所向，你我既是兄弟，也是君王与臣子。司马光据此评论说：钱元瓘钱元璙两兄弟情同手足，元瓘心里有兄长，元璙心里有君王，兄弟和睦，勠力同心，共保天下。钱弘倧被胡进思所废，钱弘俶被拥立，但其继位前提是明确的，那就是：不得伤害我的兄长，我才可以从命，否则，这个王位不要也罢，你们另请高明好了。废王钱弘倧在人身安全上得到保障，在生活上得到善待，并以寿终。这与南汉中宗“多诛灭旧臣及其昆仲，数年之间，宗族殆尽”的局面形成强烈反差。
钱氏王位的交接传递总体和平，大有利于政权的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