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王陵寝，指的是五代十国吴越王陵墓群，如今是作为“吴越国王陵”这样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分别位于浙江省临安区锦城街道的太庙山南坡，锦北街道西墅村，明堂山下玲珑街道祥里村庵基山以及杭州施家山。具体包括吴越第一代国王钱镠墓，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及王后马氏墓，钱镠父母钱宽和水丘氏墓，以及杭州市施家山的吴汉月墓，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钱镠墓位于临安锦城街道太庙山南坡，为现存最大的吴越国王陵。武肃王钱镠唐大中六年（公元852）二月生于临水县石镜乡勋贵里，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三月二十六日薨于杭州，应顺元年（公元934）正月壬午归葬安国县衣锦乡茅山。石镜乡即衣锦乡，茅山即太庙山（又称安国山），临水县即安国县，均属今临安区。“勋贵里”疑为后世追认，因为从“里”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是从军事编制单位向居民安置单位陆续转移而来的，基本上只出现在已经成熟的城市。而且“勋贵”是指功臣权贵。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去残盃冷炙之辱。”吴越国钱氏称得上勋贵的，最早见于史乘者为钱镠孙辈钱惟演，《宋史·钱惟演传》：“（钱）惟演出于勋贵，文辞清丽，名与杨亿、刘筠相上下。”
说到钱镠，当下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即便知道曾经有吴越国的存在，对钱镠者何许人，也不得而知，而如果不了解钱镠其人，便很难理解吴越国的演进逻辑。吴越国建立的意义非凡，五代乱世，梁、唐、晋、汉、周五朝，走马灯般更替，国祚促短，同时存在的十国诸政权，大多由中原南下之武人所立。以土人而建国，且善始善终者，独有钱氏吴越国。
然而毕竟是千年之前的人和事了，并非所有人都熟悉那一段历史，尤其是吴越国事实上还是唐末一个“割据”政权，不仅不能与十二个大一统的朝代相提并论，也不能离开“五代十国”这一割据集团而单独为世人所识。也就是说，吴越国属于“五代十国”之一。这么一来，作为一个政权，在历史上的分量似乎就小多了。即令如此，或许只要通过几个妇孺皆知的例子，用钱文选的一句话来说，便可对吴越国和钱镠王顿生“景仰”而“心向往之”。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作为一句俗语可谓无人不晓，可当人们知道美丽富饶的“苏杭天堂”恰是在钱镠统治时期奠定了基础，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呢？
又比如，宋朝皇帝称 “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瓜瓞绵绵，仅在近代，就有科学家中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外交家钱其琛，移居海外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等。吴越钱氏被誉为千年名门望族。《钱氏家训》则是一部饱含修身处世哲学的宝典，与《颜氏家训》等齐名。清朝乾隆帝时，感佩钱氏，写有诗作《表忠观》，为钱王祠题写楹联，在南巡时特意御赐“清芬世守”匾额。到了近代，钱氏一门更是人才“井喷”，文化、科技、经济等领域巨擘云集，因而，吴越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作为吴越国缔造者的武肃王钱镠，唐朝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出生于杭州临安县。与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出生时自带“异兆”一样，相传钱镠出生时周围突现红光，而其相貌丑陋无比，且哭声骇人，父亲钱宽恶之，一度想把他丢进屋后井中溺死。但钱镠祖母水丘氏动了恻隐之心，好歹也是钱家的血脉，必欲留之，才使他捡回一条性命。于是他就有了“婆留”的乳名，盖取“阿婆留命”之意。这口著名的杀儿井后来也被称为“婆留井”，迄今仍完好如初。
在父祖教诲下，钱镠自幼学习六艺，目标自是向考取功名方向发展。唐朝以来，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唐朝对秀才要求特别高，结果士人很少应试秀才，不久秀才一科就废罢了。此后“秀才”遂成为对一般读书应举者的通称，成了一般的“学历教育”。明经、进士二科在唐代科举吸引了最多的考生，其中进士难度最大，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为广揽人才，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钱镠对武举科目情有独钟，更擅长射箭、舞槊，尤其喜欢研究兵法。这也使他后来在乱世中大有用武之地。
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浙西狼山（今江苏南通）镇遏使王郢拥兵作乱。王郢为镇海节度使赵隐属下。当年，他和68员将领获得战功，但赵隐拒绝给他们物质奖赏，只给他们加衔，而当没有钱财的时候，衔再高也是虚的。兵变由此而生，以王郢为首，从武器库夺取兵器，在周边进行报复性的劫掠，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抢多少算多少，谁抢到了算谁的，叛军很快扩大到一万人，攻占苏州、常州，建立舰队使他们得以在长江上下游和东海岸畅行无阻。这种有组织的劫掠，像毒瘤一样很快蔓延到镇海、浙东、福建等地区。唐僖宗号召当地豪强起而攻之，石镜镇将董昌募兵组建杭州八都，招募乡勇平叛，24岁的钱镠便应募而至，由此开始了其传奇人生。
公元876年，唐僖宗任前严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率舰队攻王郢，但高杰并未取胜。王郢自知不得人心，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完蛋，便和温州刺史鲁寔谈判，试图重归朝廷并重获任用。鲁寔支持王郢的请求，僖宗最初也接受了，但要求王郢放弃军队到长安朝见皇帝，再行任命。作恶多端的王郢担心有去无回，没有贸然前往，拖延了半年。随后，他又提出任望海镇遏使，被僖宗拒绝，僖宗任他为右率府率，并声称允许他保留劫掠所得的财物。王郢认为这是僖宗的缓兵之计，并没有真正信任他。公元877年春，王郢引诱鲁寔上船后将其擒住，鲁寔所部逃散。僖宗闻讯，任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率一万五千人讨伐王郢。王郢攻占望海，劫掠明州、台州，攻占台州，迫使刺史王葆撤退到唐兴。僖宗命镇海、浙东、福建三镇提供战船对抗王郢。这给了董昌机会。董昌率部先后攻取越州、常州等地。光启三年（公元887），董昌所部基本控制了浙东大部及浙西部分地区。穷途末路的王郢聚集余众，退到明州，甬桥镇遏使刘巨容以筒箭射杀王郢，王郢之乱就此平定。
与此同时，天下汹汹。宣州（今安徽宣城）、歙州（今安徽黄山）一带群盗蜂起，聚兵劫掠。但每支盗匪人数不多，从数十到数百，机动性很强，又加上对地形的熟悉，朝廷大军一到则立刻作鸟兽散，很难一举歼灭。董昌继续发力，率部进击，在这个过程中，同乡钱镠渐露头角，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董昌遂指派钱镠率兵平叛，钱镠奉命一一击破之，因军功而被擢升。当黄巢军一支劫掠浙东并试图进犯杭州时，董昌复命钱镠应对，钱镠冷静分析形势，探得黄巢军意图，将计就计，采用多种兵法，以少胜多，大败之，杭州得以保全，因而声名大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