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钱氏王、后陵寝及部分高等级墓葬的结构、墓内四神十二辰、天文图案的装饰方式，甚至在外迁宗室墓葬中都被继承下来，如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任湖州刺史的钱镠胞弟钱镖翌年（乾化元年）杀属官、惧罪投奔杨吴，死后葬于扬州。其子钱匡道墓在扬州城北乡三星村被发现（2012年），出土了木俑、铜钱及墓志一方。墓志为青石材质，分志盖和志石两部分。志盖为盝顶式，中心阴刻“大吴故钱府君墓铭记”，题记四周阴刻十二生肖及二十八星宿图。志盖四侧面阴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晚唐以降墓葬形制格局的深远影响。
水丘氏和钱宽夫妇墓的年代为晚唐，又属品官墓，其应遵从的葬制当尚有文献可循。就品官的葬制而言，唐五代在明器、墓田、坟高、棺椁、园宅、碑碣、石刻等方面仍可见相应规定，且前后有所变化。比如，关于明器、墓田面积和坟高，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曾以“敕”的形式，对之前唐“令”中相应的葬制作了调整。“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墓田，一品茔地，先方九十步，今减至七十步，坟先高一丈八尺，减至一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减至六十步，坟先高一丈六尺，减至一丈四尺。三品墓田，先方七十步，减至五十步，坟先高一丈四尺，减至一丈二尺。”元和时，仍为“三品已上坟高一丈二尺”。会昌元年（公元841）时，“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丧葬事。三品以上，……明器，并用木为之，不得过一百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五寸，余人物等不得过一尺。……内外官同。……敕旨，宜关于棺椁，唐曾有禁令，“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五代后唐在天成元年（公元926）时又曾以“敕”的形式重申“凡棺椁，不计有官品，并不得于棺椁上雕镂画饰，施户牖栏槛等”。由此可见墓葬制度之严格。
类似的记载还可见于《唐六典》、《通典·礼》等。可知唐制：一，“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因此，至少在长安城周边，石棺椁的使用被认为是在品官等级之上，皇帝特许的一种恩典。这与后文即将述及的钱元瓘、吴汉月墓中出现了石椁是相符的，并不难理解。二，“不得于棺椁上雕镂画饰，施户牖栏槛等”。所谓不得于棺椁上雕镂画饰也好理解，那么“施户牖栏槛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也属于明器“诸事”，比如小型住宅或模型，但不可以太过逼真，不能雕刻出窗户、栏杆等，否则便是僭越，是冒犯和大逆不道。关于园宅，其制为“三品以上，……园宅方五尺。”关于碑及石刻，五品以上螭首（龙纹碑头），龟趺（龟形碑座，又称顾辰），趺上高九尺；三品以上“石人、石兽六”，具体应为石人、石虎、石羊各二。其中螭首、龟趺、石人、石兽以及石羊，与碑刻一起置于墓外。这与前朝大有不同。从具有殷商文化特征的战国古墓，经汉至唐，墓葬中常见一种狰狞怪兽，它是一种典型的随葬品，主要作用是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的灵魂不受侵害。而吴越国并未发现有此明器。这并不等于说吴越国的墓葬已经不需要这种“保护神”，而是随着晚唐以来墓葬文化趋向简约之风尚，应为将镇墓兽的功用聚集于内置“诸事”，而如果“诸事”为木质，则极易朽败，并最终湮没于岁月。
据发掘情况，水丘氏墓完好无损，墓内随葬品除有机质文物已腐朽外，其他均得以保存。水丘氏墓出土器物中，有瓷器、金银器、铜器、珠玉器，有棺椁、墓门等因腐朽而散落之构件，有灯台、小砾石、墓志以及莲子、铜钱等。其中，瓷器计四十二件，金器十一件，银器三十八件，银“开元通宝”七枚，珠玉器三件（组），铜镜一件，箱奁铜构件一副，其总数已在一百“事”之上，但并非均属传统明器，也包括了新增的实用器具。白瓷碟、杯、盘、碗、壶及青瓷碗、罐等一组实用器，可能是“置时果及五十味食”之用。银器中，渣斗、执壶以及包括匣、执壶、盏、盏托、匿、匙等的一组“明器”，从其形制及组合看，应属茶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越国时期的茶文化事象。
而按唐制应出现的明器”四神”及“余人物”等却未见，可能与木制易朽有关若非朽败，这些器物原本应置于壁龛之内。
墓田、坟高因两墓封土建成后至发掘前已历数代，地貌势必发生变化，加之唐制规定并未说明测算起止点，今测数据可能与原封土尺寸有所出入。水丘氏墓与钱宽墓为同一封土墩覆盖，封土墩平面呈椭圆形。墩东西径45米，约合30步，南北径30米，约合二十步，不足五十步；高（钱宽墓墓门以上）3.2米，约合一丈五尺许。
水丘氏墓应有棺有椁。因棺床前宽后窄，故棺、椁亦应为前宽后窄的形制。墓内保存的木板长度有2.9米、2.05米、1.4米等。参考棺床长3.58、宽1.12-1.46米的尺寸，推测2.9米应是椁的长度，2.05米应是棺的长度，而1.4米应为椁前板的宽度。在墓主头、手、足等旁有银、珠之类器物，在底板东南角发现一组金钗和玉脊角篦等，其稍后部位有银手镯及铜钱等，似与“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之制不合。“园宅”应是建筑模型或其组合，水丘氏及钱宽墓内均未发现。至于墓碑及石刻，墓葬所在处现地表亦未见晚唐原物。史上未曾被盗。
如此，水丘氏与钱宽墓在形制规格上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水丘氏墓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用砖既大又讲究，随葬品也应更丰富些。究其原因，一则与未曾被盗有关，二则与埋葬时间稍晚有关，后者葬于钱镠封王之后，故而礼遇更高。但这只是其一。《履园丛话》则揣测其中另有隐情：钱宽殁时正值董昌之乱，越州、嘉禾、苏州、婺州、衢州等地战事频繁，至钱宽下葬时，“五年之中，王（钱镠）未尝有一日之安，是以缓也”。虽历时较长，钱镠却无暇顾及钱宽墓的建造。《履园丛话》的揣测究竟是否准确，抑或另有其他的解释，只能姑且存之备考了。
吴越国第一代王为钱镠，后梁追封钱宽为英显王，水丘氏为赵国太元太夫人，皆因子而贵。按五代追谥三世或四世为皇帝之例，吴越国王父母（钱宽及其夫人水丘氏）的葬所可称陵，属祖陵。后梁追封钱宽为英显王后，钱宽水丘氏夫妇墓属于祖陵，其与唐代葬制的异同之处则共同体现为吴越国的祖陵制度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