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钱镠祖母和母亲均出自临安水丘氏家族，但在钱镠世之前的水丘氏，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不过因为水丘氏墓葬对本书的极端重要性，有必要将该家族水丘昭券的故事稍稍展开，庶几可使水丘氏的整体形象更为丰满一些。有一点必须注意，水丘氏在吴越国很少像昭券这般出类拔萃的人物，自昭券之后更罕见水丘氏进入史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丘氏家族规模并不庞大，至少不比钱氏家族更庞大，因此其社会影响力没有超出一般家族，仅仅是作为钱氏家族“附庸”的身份而存在。而相比之下，与水丘氏家族社会地位相埒的钱氏家族之英雄辈出，世代兴旺发达，乃是因为自钱镠已经贵为国王的缘故。
水丘昭券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胆略过人，敦厚朴实，尤其是对钱王室忠心不贰，以国戚身份在忠献王钱弘佐时任内衙都监使，成为维护王室安危的重要支柱。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南唐将领李景率军攻福州，闽中大乱，闽将李达来吴越国求救。吴越诸将欲以路途遥远难以支援为藉口相拒，水丘昭券则着眼于长远利益，以“救邻恤灾，古今通义”的道理，力排众议，支持国主钱弘佐发兵相救。钱弘佐采纳昭券建议，命他负责用兵，便宜行事。水丘昭券不负众望，次年三月大败南唐军，取得福州战役胜利，巩固了吴越国东南边境。
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水丘氏枝繁叶茂，说不定还将频繁出现于史乘。但人算不如天算，随后不久，水丘昭券便因卷入吴越王与权臣的斗争而成为牺牲品。这年六月，忠逊王钱弘倧继位，内牙统军使胡进思意图干政，钱弘倧愤而与内衙指挥使何承训谋划，打算清理朝廷，将胡进思驱逐出境。昭券则以为胡进思党盛难制，未可猝去，不如暂且容之，以待日后解决。钱弘倧犹豫未决之际，首鼠两端的何承训反将此情泄露给了胡进思，胡进思陷入惶恐不安之中。
数日后，钱弘倧夜宴将吏，胡进思怀疑钱弘倧设计捕杀他，遂戎装率亲兵一百人哗变，入见王于天册堂。
胡进思质问钱弘倧道：“老奴无罪，何故见图？”
被团团围住的钱弘倧无力回天，喏喏然以对，惊惶不能直视。
胡进思遂废黜钱弘倧，将他禁锢在义和院，另立其弟钱弘俶为忠懿王。行此忤逆，胡进思自然也把自己逼入墙角，钱弘倧的拥护者势必不会轻易相饶。为消除隐患，他一不做二不休，将钱弘倧舅父进侍鄜光铉及亲信干将水丘昭券统统杀害。水丘昭券之死，既是水丘氏的不幸，也是吴越国一个重大损失。
相传胡进思的妻子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妇人，听闻昭券被害，不忍落泪：“今日杀了别人也就罢了，水丘昭券是堂堂君子啊，他忠于钱家何错之有，为什么要做这种让自己陷于不仁不义之事呢？”
胡进思当时是如何回答其妻的，已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见水丘昭券在吴越国朝廷内外颇得人心，这大体与其为人忠厚、正直有关。令人唏嘘的是，吴越国的一次政变插曲，竟如此与水丘氏发生了关联，并以水丘氏势力的覆灭为代价。
废王钱弘倧和被新立的钱弘俶，惊悉水丘昭券死讯，均不能自已，大放悲声，钱弘倧悲痛难支，几近晕厥。
水丘坞之地名今尚存，位于今临安区板桥镇牌联村。
如前所述，钱镠生母水丘氏与乃父钱宽葬期相近，规格相仿，墓内装饰也基本相同。钱宽殁于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夏四月乙巳，葬于光化三年（公元900）冬十一月，前后已历五年余，当时钱镠为“定乱安国功臣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南康王”。而唐遣使封钱镠为南康王是在光化三年夏五月，故墓志当刻成于此时或稍后。其中，太师、太保为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为从一品，中书令为正二品，尚书为正三品，太府少卿为从四品上，而检校之职在晚唐时已属散官。另外，三品以上官员赐着紫袍（官服），佩金鱼袋。水丘氏殁于唐天复元年（公元901）九月四日。生前初封河南太君，进封吴兴郡太夫人，殁后封秦国太夫人。唐代，三品以上文武官之母或妻封郡太夫人或夫人，一品文武官及国公之母或妻封国太夫人或夫人。
显然，论礼法，钱宽夫妇之墓应按唐制三品以上官员等级入葬。以葬期而论，皆为钱镠尚居人臣之位这个“准王”阶段，最初设计的墓葬结构、制度，应与王陵无关。但钱镠前程无可限量。据钱宽墓志，下葬时的官衔是“检校礼部尚书，□□府少卿”。案：检校为虚衔，某府少卿为正四品衔。虽都是父以子贵而封赠的虚衔，但标明下葬时享受的品级待遇为正四品或以上。而钱宽墓葬的墓内形制、陈设，最初也应当以四品以上文官秩级设计、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钱宽、水丘氏墓最初体现的，应当还是晚唐高等级官墓的形制格局。但随着钱镠权位的不断提升，钱宽、水丘氏获得封赠的头衔也在不断提高。后来钱镠在吴越境内改元郊天，其父母的坟茔也就随之成为钱氏吴越国的祖宗陵寝。当然，这些身后富贵已经不可能再现于墓葬结构与墓内陈设之中，更多的当时墓表的纪念性造像、陵园建筑等。只是此类遗迹已在漫漫岁月长河损毁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