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武肃王钱镠祖母和母亲，均出自临安水丘氏家族。水丘氏，复姓，源于地名，出自古代水中之丘，属以居邑名称为氏者。水丘或作“水邱”。南宋何承天氏《姓苑》载汉有司隶校尉曰水丘岑。唯此水丘岑不详其籍贯。清时已为临安著姓。据清人陈廷炜《姓氏考略》所载 “水丘”条，其注云：“居水之丘者，因以为姓。”《万姓统谱》载其名者有水丘袤、水丘咨龙、水丘岩、水丘裒、水丘道、水丘曦等，多为临安人士。历史地讲，水丘氏复姓是一个多民族的古老姓氏群体，至今亦有改复姓为单姓水氏、丘氏和邱氏者，其族人多以钱唐、临安等地为郡望。
据此姓氏起源，可知与钱氏世代联姻的水丘氏家族的居住环境相当僻远、封闭，远离低级别政治中心如城乡。而且水丘主要源于浙江一带，作为一个人数稀少之姓氏，东汉以降十分罕见，几乎不为人知，其再次作为姓氏进入史传的最大的契机是联姻钱氏。据《钱氏家乘》水丘夫人墓图记：
武肃王上二世，皆娶水丘氏。《康熙志》载，王祖妣水丘夫人葬于临安县南，水丘坞，旁有定安院。代远年湮，断碣残碑，半没于荒烟蔓草间。民国十三年甲子文选出款修复，碑镌“武肃王祖妣水丘氏夫人墓”十（一）字。
可以想见，如同钱镠家族之世代聚居于石镜乡，“水丘坞”当属水丘家族聚居之地无疑，类似于山水村寨。“坞”进入社会史，可能与社会动荡不安背景下的聚族而居有关，聚族而居自魏晋南北朝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官府便于管理，也有聚族“相保”的意义。其时称为“坞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中古之时，“五胡乱华”，导致晋人南渡，南渡者到了江南，若要生存，也需要聚族而居。尤其是那些没有进入城市的南渡客，他们成群结队进入江南土著的地盘，在争夺生存资源的情况下与土著产生矛盾是必然之事，分散居住是非常危险的，居所不够坚固也是一样，因此建筑必以易守难攻为原则。今粤北、闽西、赣南等地的客家人民居风貌，便沿袭了旧时的“坞堡”模式。只是这种“坞堡”模式中古以后逐渐式微。水丘坞，从其最早的设置初衷来看，应亦具类似性质。
《宣统临安志》卷一《舆地志十四·陵墓》：
（水丘太夫人墓）在治南三十里水丘坞，旁有定安院，武肃王祖妣也。
又《履园丛话》水丘太夫人坟：
《坟庙记》云，在锦南乡上钱王堡，计一十四亩一角，四面有高石塘，坟客李承礼。东至官路，西至钱照田，是钱寿田为主。南至朱仁右田，是俞宗贵为主。
北至戴照田，是钱长儿为主。康熙旧志云，水丘夫人墓在县南水丘坞，旁有定安院。《庆系谱》云，水丘太夫人为武肃王祖母，建初王之原配也。景福二年，敕自河南郡太君，加封河南郡太夫人，历封楚、魏、梁、陈四国太夫人，累赠晋国、许国太夫人、九华太夫人。年九十余而薨，准敕村庙配享，生子一，讳宽，即英显王也。
如此，则“水丘坞”毗邻钱氏家族所在之石镜乡。鉴于临安的山水纵横交错的地理空间形势，彼时交通不便，唐末以来又长期处乱世，即使不再具有“坞堡”的性质，水丘氏家族也完全有可能相对集中居住，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是称雄一方的宗族地主。既然水丘氏为钱镠之母，那么两家的社会身份地位应该大致相同。又从其家族繁衍、发展等情况，可以推断水丘氏家族生活较为富足。虽其细节详情于史无征，但从钱镠祖父建初王宙生前的身份和钱镠发迹之前的卑微经历来看，钱氏并非权贵，可信其配偶当亦属“平民”，或者说临安之水丘家族与钱氏门第相当，也属于中小地主。钱氏与水丘氏的世交关系，既有地理空间上的原因——两个家族因居处相邻而同乡共情，意气相投，常相往来。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冷兵器时代，一定的经济水平必然以于一定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因此两个家族的人丁规模应当也是不相上下的。这便是后来水丘昭券得以跻身吴越国朝廷并身居要职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