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墓仅封土即多达三层，上层为灰黄色黏土，中层为白膏泥，下层为红色黏土。可见取自三个不同的地方，三种不同质的土互相之间必定有一定距离，因此可以想见取土的时间也应该有所差异。墓顶砖外还有青灰色保护层。封门外则筑有砖砌封门墙。并且不难想像，当时修墓者为一个专业工匠群体，在某个头目的指挥下按部就班，各司其职，确保在规定的工期之内保质保量地开展工作，目标是让墓主平安长眠，所以古墓从用材到用色均透露出一种稳定的诉求。墓室系长方形朵耳室券顶砖室墓，全长6.78米，分前后两室，前后室之间有过道相通。前室南端有短甬道，甬道口封门，甬道和过道两侧壁上分别有小孔一个，清理时发现门上金属构件和朽木，可知原来在甬道和过道上皆曾装有木门。这与唐末在墓葬中消弭木质构件的趋势是相反的。
不止如此，前室呈长方形，穹顶，墓壁用长砖平砌。后室平面略呈船形。两壁向尾部收弧。顶盖略呈半椭圆状，东西两壁皆有大小不同的耳室和壁龛各两个，由多层砖交错砌就。墓室后壁上部略显内倾。共有四个壁龛。墓底部用方砖铺成，共两层。后室设棺床，也用方砖铺成，后室两侧有水沟与前室相连。墓门右侧底部也发现有水沟。棺床上偏西侧有朽木痕迹，周围散乱着少量铁棺钉，说明这里曾安放棺木。墓室砖表面抹石灰，厚度不到一厘米，前后室都在石灰上施诸彩绘，令人眼花缭乱。前室两壁耳室之上有牡丹花形彩绘，穹顶有彩图案。前室的彩绘施以两耳室之上和墓室顶部。前室顶部的彩绘，根据原报告所描绘的图像分析，类似某种大型仪仗中使用的帷幔伞盖形象，暗示着某种崇高规格。考虑到前室为墓主主要的祭品陈设、祭祀空间，墓室顶部所描绘的仪仗图案与墓室结构相呼应。后室两壁的耳室和壁龛周围施诸红绿相间的宽带状彩绘，虽时隔千年，仍保持着鲜丽的色彩。这同样有别于唐末趋向简洁的风尚。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即将来临。进入后室，仰望白灰抹就的墓顶，那儿绘有一幅极为罕见的精美天文图，内容为北斗和二十八星宿。二十八星宿按四象方位分布四周，包括传统星象中的正座二十九座，一百五十四星和附属星座八座十六星。具体星象已部分残缺，发掘时仅存一百七十颗星。大部分星体上均贴金装饰，每颗星的直径为14-20毫米，同一星座里的星以线相连，北斗七星及其附星之间没有任何连线。墓顶星群之间画有大致相互平行的四重椭圆线圈，当是传统天文图中盖天图的几个特定纬度圈在椭圆墓室中的变形。在西方昴、毕两宿之间画着一轮青白色月亮，东方心宿下方，画着一轮火红色太阳。
随葬的一方墓志的发现透露了墓主的身份。此墓志石灰岩质，长宽各75厘米，厚13厘米。志文28行，满行25字，正楷阴刻，小部分已剥蚀。志盖四边斜收，其上篆刻“唐故彭城钱府君墓志”九字。由墓志得知，此为五代吴越国国王钱镠之父钱宽之墓。“夫妻合葬”是自古以来的习俗。既然发现了钱宽之墓，那么其妇宜当葬于其侧旁。在钱宽墓清理完毕之后，考古工作人员按照“男左女右”之惯例，在钱宽墓的西面进行了探测，但并未发现任何墓址迹象。因墓内仍有天文图和彩绘，考古人员在清理出文物之后，依照原貌封存保护，对钱宽墓的考古工作便告一段落。但人们仍然对钱宽墓附近必有另外一座大墓抱有期待。
距钱宽墓发现已过去近两年，1980年7月的一天，原临天公社工农大队窑厂继续向东取土时，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古代墓葬。此墓位于钱宽墓东侧，两墓呈东西向排列，相距仅6米，埋于同一封土堆内。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迅速组成明堂山联合考古队，于8月11日开始发掘，历时49天。考古人员勘察墓室封土情况时，居然未发现有盗洞，说明此墓始终未曾被盗，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墓，能更全面地反映墓内随葬品的具体陈设方式、墓室内外封门、墓室彩绘与墓接轨的对应关系等具体情况。想到即将一睹大墓原貌，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激动不已，新闻媒体则闻风而动，提前架好机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封门打开的一刹那。
意外就在这时出现了。
封门甫一打开，墓室内突然向外喷涌出一股强劲水流，等候在墓室前的所有人都慌了神，纷纷往两旁避让。新闻媒体架好的摄像机被水流冲倒在地。少顷，水流消失，考古队员打着手电缓缓进入墓室，手电光所及之处，迎面出现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世界。这是一座保存完整、彩绘艳丽、随葬品丰富的晚唐大墓。此墓亦为船形，系多耳室券顶砖室墓，长8.40米，整座墓分墓门、前室和后室三部分，墓门与前后室之间有短甬道相连，前后室之间则有一条短过道。根据甬道口发现的铜门环、门锁、门钉及其上粘附的朽木痕迹分析，甬道和前后室之间应该都设有封门，当是贴饰多层门钉的木质对开门扇。前室中央放置一石质莲花型灯台，上置一件大型青瓷褐彩油灯，灯内还保存有大量灯油残留。前后室内还出土了多根漆木棍，多数木棍上还保存有铜皮装饰。结合出土位置，可推断当时可能在棺外设有丝绸质地的帐幔。后室前段居中放置一件组合式大型青瓷香薰，其他随葬的瓷器摆放于其周围。同时，还发现了鎏金银质的漆木箱配件，可见当时墓内除了随葬的大量青、白瓷器皿及其中的祭品，还有相当数量的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