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内的白光柔和而均匀,没有任何阴影。九把悬浮椅围成完美的圆,安遇站在圆心,如同一尊无感情的大理石像。她的目光扫过九张面孔——那是她耗费数十年从地球七十亿人中筛选出的“纯净样本”,每一个都代表着人类某种价值观的极端形态。
“真相之核,启动。”安遇的声音平静无波。
中央的光球开始旋转,投射出三维影像。废弃纺织厂的每一个细节纤毫毕现:生锈的染缸、散落的线轴、墙上的霉斑、地上的粉笔人形轮廓。空气中弥漫着系统模拟的血腥味和霉味,逼真得令人作呕。
案卷资料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每个人面前展开悬浮页面。DNA报告、指纹比对、鞋印分析、尸检照片、证人证言、现场勘查记录...数千页资料在十秒内加载完毕。
“你们有七十二小时。”安遇说,“时间结束后,必须达成一致判决:有罪,或无罪。若无法达成,原判维持。”
倒计时在空气中浮现:71:59:59。
审判开始了。
68岁的历史学者周文敏第一个开口。他推了推老花镜,手指在虚空中滑动,调出法律的编年史。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用了三百万年。”他的声音苍老而坚定,“而文明的基石,是规则。《汉谟拉比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建筑师建造的房屋倒塌,压死房主,则该建筑师应处死。这是同态复仇的雏形。罗马《十二铜表法》第三表:债权人可将债务人出售为奴或处死。这是契约精神的萌芽。大唐《永徽律》:诸谋杀期亲尊长者,斩。这是宗法制度的体现。”
他调出陈明案的卷宗,一页页展开。
“再看本案。立案、侦查、起诉、审判、上诉、复核,程序完备,证据链完整,适用法律准确。这是三百万年文明进化的结晶,是无数先哲智慧的凝聚。”
周文敏放大DNA比对报告,匹配度99.99%的红色数字在空气中闪烁。
“精液、指纹、鞋印、动机、证人,五个维度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闭合链条。在司法史上,这种证据强度的案件,误判率低于0.0037%。”他顿了顿,“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推翻此案,等于挑战整个人类司法体系的可靠性。”
他分享了亲历的故事。
“2001年,我参与过一起死刑复核的专家论证。被告人因奸杀幼女被判死刑,证据包括精液、毛发和目击证人。但我在查阅卷宗时发现,目击证人的证词在三次询问中存在十三处矛盾。我坚持要求重审,遭到几乎所有同行反对。他们说:周老,证据确凿,不要因小失大。”
老教授摘下眼镜,慢慢擦拭。
“我顶住压力,写了八页的异议书。最高院采纳了,案件发回重审。真凶在两年后因另案落网,供出这起案子。而那个被告人,已经在看守所关押了917天。”
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如鹰。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证明我多么英明。而是要说明: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容得下质疑。但质疑必须有据,不能是空穴来风。本案中,程序瑕疵在哪里?证据漏洞在哪里?如果没有,我们凭什么推翻三审判决?”
周文敏调出陈明一审的庭审录像。画面中,陈明站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但背脊挺直。当法官问“是否认罪”时,他沉默了三秒,然后说:“我没有强奸,没有杀人。但我说什么都没用,对吗?”
“看他的眼神。”周文敏定格画面,放大陈明的眼睛,“那不是罪犯的眼神,也不是无辜者的眼神。那是一种...放弃的眼神。对制度的放弃,对公正的放弃,对希望的放弃。”
他关掉影像,转向众人。
“文明的意义,不在于永远正确,而在于在错误时拥有纠错的勇气。但如果每一次怀疑都动摇根基,那么文明将不复存在。我的问题是:我们是要守护这个用三百万年建立的制度,还是为了一个可能的0.0037%的错误,摧毁千万人赖以生存的信仰?”
29岁的自由摄影师李飞一直保持着嘲讽的微笑。当周文敏说完,他轻轻鼓掌,掌声在密室里显得刺耳。
“说得好,周教授。三百万年的文明,0.0037%的误差。”他站起身,走到全息影像前,用手“拨动”着那些证据,像在把玩虚幻的玩具,“但您知道摄影的第一法则是什么吗?镜头会说谎。”
他调出现场照片,放大、旋转、调整对比度。
“看这张鞋印照片。警方报告说,这是陈明常穿的球鞋,42码,纹路匹配度100%。但你们注意边缘——”他指向鞋印外侧的模糊区域,“这里的纹路密度,比中心区域低13%。意味着什么?”
没人回答。
“意味着压力分布异常。”李飞调出压力分析图,“正常行走时,脚掌的压力分布是:脚跟55%,前掌30%,脚趾15%。但这个鞋印,前掌压力高达47%,脚跟只有28%。说明留下鞋印的人,当时是踮着脚走路的。”
“那能说明什么?”郑卫国皱眉。
“说明要么陈明当时在跳芭蕾,”李飞冷笑,“要么,这鞋印是伪造的。有人穿着陈明的鞋,小心翼翼地走进现场,故意留下痕迹。”
他调出另一组照片,是陈明被捕时穿的鞋。
“再看鞋底磨损。陈明这双鞋穿了八个月,右脚后跟外侧磨损比内侧严重0.3厘米——典型的轻度内八字步态。但现场鞋印,左右脚磨损完全对称。这不合理,除非陈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十八年的走路习惯。”
李飞走到安遇面前,直视着她那非人的眼睛。
“我19岁时,因为一组摄影作品被学校开除。那组作品叫《笼》,拍的是拆迁区的老人。学校说我在‘抹黑城市形象’,警察说我‘寻衅滋事’。证据?有啊。我电脑里的作品原图,创建时间被改成三年前——证明我‘早有预谋’。社交媒体发言截图,断章取义——证明我‘思想反动’。还有三个‘证人’,说我经常发表‘不当言论’。”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刀。
“我在看守所待了37天。第36天,审讯员拍着桌子说:‘李飞,所有证据都对你不利,认了吧,少受点苦。’我问他:如果证据能伪造,证词能收买,程序能操纵,那‘证据确凿’四个字,还有什么意义?”
他回到座位,调出陈明鞋印的高清扫描图。
“我不认识陈明,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凶手。但我在乎一件事:当权力想要定一个人的罪时,它有一万种方法让证据‘确凿’。而自由,就是怀疑这‘确凿’的权利。如果连怀疑都不被允许,那我们和笼中鸟有什么区别?”
42岁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张自立始终保持着工程师的冷静。他在自己的悬浮屏上建立了一个三维模型,将案件的所有元素输入其中。
“让我们用逻辑来解这道题。”他的声音平稳得像在讲解数学公式,“已知:A.陈明暗恋林小雨;B.案发当晚陈明无确切不在场证明;C.现场有陈明的生物证据;D.陈明有作案时间窗口。结论:陈明是凶手。”
他停顿,让模型旋转。
“但逻辑需要检验所有变量。我们加入新条件:E.陈明成绩年级前十,已获名校保送资格;F.陈明母亲肺癌晚期,手术费需三十万;G.陈明在案发前三天提交了助学贷款申请;H.陈明无暴力史,无前科,师生评价为‘温和内向’。”
模型开始重新计算,概率分布图剧烈波动。
“现在,我们需要问:一个即将保送名校、母亲病重、性格温和、从未有过暴力行为的学生,为什么选择在高考前三个月,以如此残忍的方式,杀死自己暗恋的女生?动机强度不足。”
他调出心理学研究报告。
“激情杀人通常需要强烈刺激,比如当众羞辱、激烈冲突。但所有证人证言显示,陈明与林小雨几乎无交集,更无冲突。预谋杀人需要严密计划和强烈动机,但陈明若计划杀人,为何留下如此多‘证据’?一个能策划谋杀的人,会蠢到留下自己的精液?”
张自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我创业第三年,被合伙人陷害侵吞资产。他伪造了全套财务记录、银行流水、甚至我的签名。证据链完美到我的律师都劝我认罪协商。我在看守所里,用放风时间在脑中重建所有账目。第29天,我发现破绽:他伪造的美元交易记录,汇率用的是案发三日后的中间价。而案发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0.3%的波动。”
他放大现场照片的元数据。
“看这张DNA取样照片的EXIF信息。拍摄时间显示是11月4日凌晨3点17分。但证据移交记录显示,物证是在11月4日上午10点才送抵实验室。那么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在哪里拍的?为什么时间对不上?”
张自立调出法医的执勤记录。
“当晚值班法医姓刘。但他的打卡记录显示,他在11月3日晚11点就下班了。那么凌晨3点的照片是谁拍的?如果是刘法医,他为什么谎报下班时间?如果不是,谁有权在半夜进入证物室拍照?”
模型再次运转,这次加入了新的变量:I.证据链时间戳存在矛盾;J.关键证人证词有改动痕迹;K.部分物证提取程序违规。
“逻辑告诉我,”张自立总结,“当一件事看起来太完美时,它通常不真实。这个案子完美得像教科书案例,而现实...从来不是教科书。”
王利一直在自己的悬浮屏上计算着什么,手指在虚拟键盘上飞舞。当张自立说完,他抬起头,小眼睛里闪着精光。
“各位,我们算笔账。”他调出一张复杂的表格,“陈明杀人,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一:生命。死刑,立即执行。成本无限大。”
“成本二:社会关系。母亲崩溃,家族蒙羞,朋友背离。”
“成本三:未来损失。保送资格取消,大学梦碎,潜在收入归零。”
“收益:性满足?心理宣泄?报复快感?这些收益无法量化,且可持续性为零。”
他摇头:“这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陈明不是傻子,他能考年级前十,计算能力应该不差。为什么做这种血本无归的事?”
王利调出林小雨家的财务状况。
“再看被害人这边。父亲林国栋,建材公司老板,表面风光,实际负债累累。公司负债280万,个人担保150万,房子二次抵押。但在案发前两个月,他给女儿买了三份人身意外险,总保额500万,受益人均为自己。”
表格上,红色的负数与绿色的正数形成刺眼对比。
“林小雨死亡,林国栋可获保险金500万,扣除负债430万,净赚70万。还能博得社会同情,可能获得捐款,公司危机或许能缓解。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你的意思是...”刘素琴捂住嘴。
“我没意思,我只算账。”王利面无表情,“从经济理性角度,林国栋的杀人动机是陈明的714倍。当然,这只是数学,不是证据。”
他调出林国栋的通话记录。
“案发当晚,林国栋自称在公司加班。但公司楼下的便利店监控显示,他在晚8点15分离开,10点40分返回。中间消失了145分钟。从公司到纺织厂,开车单程25分钟,作案时间30分钟,往返50分钟,总共80分钟。那么剩下的65分钟,他在哪里?”
“可能堵车,可能去了别处。”郑卫国说。
“可能。”王利调出交通监控数据,“但有趣的是,林国栋的车载GPS显示,那晚他的行车轨迹绕了远路。从公司到纺织厂,正常路线是12公里,他开了18公里。多出的6公里,经过了一段没有监控的老城区。”
他放大地图,用红线标出轨迹。
“更巧的是,案发后第三天,林国栋公司账户收到一笔200万的匿名汇款,来自海外。三天后,这笔钱被转走,分成五笔,存入五个不同账户。而这五个账户,在两周内全部销户。”
王利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
“我是个商人,我相信一个道理:人只会为两件事冒险,恐惧和贪婪。陈明杀林小雨,既无恐惧驱使他,也无贪婪引诱他。但林国栋...他有足够的贪婪,也有足够的恐惧——对破产的恐惧。”
他顿了顿,补充道:
“当然,这些都是推测。但各位,如果这个案子里有谁最可能因‘利益’杀人,那一定不是那个连母亲手术费都凑不齐的穷学生。”
35岁的法官助理赵天平从开始就眉头紧锁。他面前的悬浮屏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法律条文和程序节点。
“让我们回到起点:程序。”他的声音像在宣读判决书,“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他调出陈明的审讯录像。画面中,陈明坐在审讯椅上,脸色苍白。审讯持续了八小时,中间只有两次五分钟的休息。在第7小时23分,陈明突然弯腰干呕,但审讯没有停止。
“看这里。”赵天平定格画面,放大陈明的手腕,“有明显的约束性瘀伤。但体检记录显示,入所检查时无此伤痕。伤痕何时形成?如何形成?无记录。”
他翻到下一页。
“证人证言部分。主要证人刘大爷,纺织厂看门人,三次询问笔录存在重大矛盾。第一次:‘没看清脸,只看到校服’;第二次:‘像是陈明那孩子’;第三次:‘就是他,我认得’。证言强化过程不符合记忆规律,存在诱导可能。”
“但证言强化在实务中常见...”陈明理插话。
“常见,不代表合法。”赵天平打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八条: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经控辩双方质证、法庭查证属实的,应当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刘大爷因‘突发疾病’未能出庭,法庭采纳了书面证言。这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
他继续翻动虚拟卷宗。
“现场勘验部分。按规定,勘验应当邀请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为见证人。本案的见证人是...派出所辅警李某。辅警是否‘与案件无关’?存疑。”
“物证保管部分。从现场提取的血衣,编号CM-07,交接记录显示,从现场到实验室,经手三人,但其中一次交接无签名。这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五条。”
赵天平抬起头,眼镜后的眼睛锐利。
“我不是说这些程序瑕疵一定能证明陈明无罪。我是说,当程序出现裂缝,实体公正就失去了根基。我的老师曾告诉我:一次不公的审判,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而不公的审判是毁坏法律。”
他分享了一个案例。
“2014年,我参与整理的一个故意伤害案。被告人认罪,证据‘充分’,一审被判五年。但我在卷宗里发现,关键证人证言的询问笔录,询问人签名是同一个笔迹。我提出质疑,被领导批评‘吹毛求疵’。我坚持复核,最终证实,那份证言是侦查人员伪造的。真凶两年后落网。”
赵天平关掉卷宗,看向众人。
“法律不是完美的,程序不是万能的。但正因为不完美,我们才要更加小心地守护它。这个案子,程序瑕疵多达十七处。如果我们视而不见,那明天就会有十八处,后天十九处...直到有一天,程序变成一张破网,什么都能漏掉,什么都兜不住。”
58岁的社区干部孙国栋一直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上,像在开会。当赵天平说完,他缓缓开口,声音沉稳有力。
“赵助理说得对,程序重要。但诸位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推翻这个判决,社会影响是什么?”
他调出新闻报导的摘要。
“案发后,全市中学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家长接送率上升40%。警方开展校园周边治安整治,清理流动摊贩127处,增设监控摄像头89个。教育局出台新规,要求中学建立学生心理档案。这些都是这个案件带来的正面改变。”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
“如果现在推翻判决,公众会怎么想?他们会说:看,又一个冤案。司法不可信,警察不可信,学校不可信。刚刚建立的安全感,瞬间崩塌。那些增加的监控,那些整治行动,那些新规,都会变成笑话。”
孙国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2016年,我们社区发生一起强奸案。凶手很快抓到,是外来务工人员。案件宣判后,居民联名要求清理所有外来租户。我挨家挨户做工作,说不能因为一个人犯罪,否定所有人。最后我们出台了租户管理制度,既保障安全,也维护公平。”
“但如果有天,那个凶手被证明是冤枉的...”他摇头,“我做的所有工作,都会变成污点。居民不会再信我,不会再信制度。社区会回到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状态。”
他看向林小雨的照片,眼神沉重。
“这个女孩死了,这是悲剧。但如果因为翻案,导致更多女孩失去保护,那是更大的悲剧。我不是说陈明一定有罪,我是说,我们要权衡:一个人的清白,和整个社会的安全,哪个更重要?”
“所以为了‘社会安全’,可以冤枉一个人?”李飞讥讽道。
“不是这个意思。”孙国栋平静地说,“我的意思是,司法不仅要追求个案的正义,还要考虑社会的效应。如果每次判决都可能被推翻,法律的权威何在?如果警察每次抓捕都担心被告翻案,他们还敢办案吗?如果法官每次判案都担心被追责,他们还敢判决吗?”
他调出一组数据:近十年死刑案件改判率0.7%,再审启动率0.3%,真凶再现率0.08%。
“数据告诉我们,我们的司法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因为极小的误差概率,就否定整个系统。这就像因为飞机有坠毁的可能,就禁止所有人坐飞机。”
孙国栋坐直身体,双手按在膝盖上。
“我在社区工作三十年,明白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没有完美的选择,只有相对好的选择。这个案子,也许有瑕疵,但推翻它带来的社会成本,可能远远大于维持原判。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陈明一个人的命运,更是千千万万个潜在受害者的安全,是整个社会对司法的信心。”
63岁的退休教师刘素琴一直在默默流泪。当孙国栋说完,她擦了擦眼睛,站起身,走到全息影像前,伸出手,似乎想触摸林小雨照片中那张年轻的脸。
“我教了四十年书。”她的声音很轻,但密室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教过像林小雨这样的女孩,漂亮,文静,成绩中上,梦想当老师。也教过像陈明这样的男孩,聪明,刻苦,家境不好但从不抱怨。”
她调出陈明的成绩单,从初一到高三,几乎全是A。
“陈明高一是我班的。他坐在第三排靠窗,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中午别人去吃饭,他就着白开水啃馒头,说省钱给妈妈买药。我偷偷给他饭卡充过钱,他发现了,写了张欠条塞我抽屉里,说工作后一定还。”
刘素琴的眼泪又流下来。
“这样的孩子,会强奸杀人吗?我不信。不是出于法律,不是出于证据,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了解。你看他的眼睛...”
她放大陈明的一张生活照,是运动会时拍的,他刚跑完3000米,满头大汗,对着镜头笑,露出两颗虎牙。
“这双眼睛,我看了三年。它会在解出难题时发亮,会在帮助同学时柔和,会在提到妈妈时黯淡,但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露出过凶狠、淫邪、暴戾。一次都没有。”
她转向众人,泪流满面。
“我知道,感情不能代替证据。我知道,我的感觉可能错。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错了呢?如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用冰冷的逻辑、完美的程序、社会的成本,判了一个孩子死刑,而他其实是冤枉的...”
她说不下去了,捂住脸,肩膀颤抖。
密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刘素琴压抑的哭声。
许久,她擦干眼泪,重新开口,声音嘶哑但坚定。
“我教书的第一年,班里有个孩子偷了同学的钱。所有证据都指向他:有人看见他在失主桌边转悠,他那天刚好买了新文具,他家很穷。我在办公室质问他,他始终不说话,只是哭。我认定是他,打电话叫他家长,说要处分。”
刘素琴深吸一口气。
“他妈妈来了,一个环卫工人,满手老茧。她当着全班的面,跪下来求我,说孩子不会偷东西,说他爸爸死得早,他从小捡废品补贴家用,但从没拿过别人一针一线。我不信,我觉得她在护短。”
“后来,钱在失主的书包夹层里找到了,是他自己放忘了。那个被冤枉的孩子,转学了。他妈妈来办手续时,对我说:老师,我不怪你,但请你以后,多给孩子一次机会。”
她看向陈明的照片,仿佛在看那个多年前转学的学生。
“那件事我愧疚了四十年。今天,我不想再愧疚四十年。如果陈明是凶手,法律会惩罚他。但如果他不是...我们就是杀死他的凶手之一。而这一次,没有转学,只有死刑。”
政治学者陈明理一直在做笔记。当刘素琴说完,他合上笔记本,推了推眼镜。
“刘老师的故事很感人,但民主不建立在个人感情上。”他的声音理性而冷静,“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在事实不清时,遵从多数人的判断。而多数人的判断,建立在公开、充分的讨论基础上。”
他调出案发后的舆论调查数据。
“案发后一周,媒体做了民调:87.3%的受访者认为陈明有罪,8.1%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4.6%认为可能冤枉。判决后,支持率升至92.7%。”
“二审维持原判后,网络投票显示,94.1%的网民支持死刑立即执行。最高法院核准后,这个数字是96.3%。”
陈明理放大数据图,曲线几乎垂直上升。
“这是民意,是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在民主框架下,多数人的意见应当被尊重。因为多数人可能犯错,但多数人犯错概率低于少数人,更低于个人。”
“但这可能是舆论被误导的结果。”李飞反驳。
“可能是。”陈明理点头,“但舆论也是民主的一部分。媒体报导、公众讨论、网络发声,构成了民主的公共领域。这个案件经过了充分的公共讨论:媒体详细报道,专家多次解读,庭审公开进行,判决书全文上网。在信息充分披露的前提下,公众做出了判断。”
他调出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介绍。
“陪审团制度的核心,就是从普通人中随机抽取12人,让他们代表社会良知做出判断。这个案子虽然没有陪审团,但舆论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而舆论的倾向如此明显,值得我们深思。”
陈明理分享了一个民主实验。
“我在大学做过实验:给100名学生一个复杂案件的材料,让他们独立判断有罪与否。第一次,正确率58%。然后让他们分组讨论,重新判断。讨论后,正确率提升到79%。为什么?因为在讨论中,错误观点被挑战,遗漏信息被补充,偏见被纠正。”
他看向在座的众人。
“我们现在就在做类似的事。我们九个人,代表不同的视角,进行充分的讨论。如果我们最终达成一致,那么这个结论的可信度,应该高于个人的判断,也高于未经过充分讨论的舆论。”
“但如果我们的结论和舆论相反呢?”王利问。
“那就说明,要么舆论被误导了,要么我们错了。”陈明理坦然说,“民主不保证正确,只保证过程的正当。而正当的过程,是通往正确的最佳路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完成这个过程:充分讨论,理性辩论,然后投票。”
他调出计时器,还剩65小时。
“我提议,我们先进行一轮初步投票,了解各自立场,然后针对分歧点深入讨论。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决,而是在尊重少数意见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共识。”
49岁的退役军人郑卫国一直坐得笔直,像在站军姿。当陈明理说完,他缓缓起身,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不是对任何人,而是对着虚拟国徽的方向。
“我十八岁入伍,在边境守了十年。我见过真正的穷凶极恶:毒贩、走私犯、恐怖分子。他们杀人时眼睛都不眨,为了钱什么都能做。”郑卫国的声音像钢铁撞击,“所以当我看这个案子的卷宗,第一反应是:证据确凿,严惩不贷。”
他调出现场照片,林小雨尸体的特写。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人生刚刚开始,以最残忍的方式死在废弃工厂。如果这是战争,这就是暴行。而对暴行,军人的回答只有一个:消灭敌人。”
但郑卫国话锋一转。
“但我记得新兵连时,教官说过一句话:枪口要对准敌人,但首先,你要确定那是敌人。如果你误杀平民,那你和敌人没有区别。”
他分享了一个边境故事。
“2008年,我们连队执勤时拦截了一辆可疑车辆。司机神色慌张,车里有异响。我们勒令停车检查,他加速冲卡。副连长下令开枪,我瞄准了轮胎。但就在扣扳机前一刻,我发现后车窗有个小女孩的脸,最多五六岁,在哭。”
郑卫国停顿,喉结滚动。
“我没开枪。车跑了。后来在十公里外截住,车上果然有毒品,但司机是被胁迫的,妻女被毒贩扣押。如果当时我开枪,打死司机,车会失控,小女孩必死无疑。而那个司机,后来成为我们的线人,协助打掉了整个贩毒网络。”
他看向陈明的照片。
“这个孩子,可能是凶手,也可能是那个司机。在确定之前,我的枪口不能对准他。因为军人的职责是保护人民,所有人民,包括可能被冤枉的人。”
郑卫国调出案件时间线。
“我仔细看了所有证据,发现一个细节:案发当晚9点47分,陈明的手机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老地方见,有急事。’发送地点在纺织厂附近。陈明回复:‘?’对方没再回。这条短信,警方认定为林小雨所发,是陈明约她出来的证据。”
“但看这个。”他放大短信截图,“发送时间9:47,林小雨的手机记录显示,她在9:43到9:51之间,正在和闺蜜通电话。通话记录详单显示,这8分钟里,她说了137句话,平均每3.5秒一句。她如何在密集通话的同时,编辑这条短信?”
“可能挂断了一下...”周文敏说。
“通话记录显示没有中断。”郑卫国调出通讯公司的后台数据,“全程信号稳定,无间断。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林小雨有特异功能,能边打电话边发短信;要么,这条短信不是她发的。”
他继续分析。
“再看陈明的回复。一个问号。如果是他约人,对方说‘老地方见’,他回‘?’,这不合逻辑。更像是他收到陌生号码的奇怪信息,下意识反问。”
郑卫国坐回椅子,腰背依旧挺直。
“我在部队学过一句话:魔鬼在细节里。这个案子的细节,有很多这样的‘魔鬼’。我不是说陈明一定无罪,我是说,在把所有魔鬼抓出来之前,我们不能开枪。因为这一枪打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九个人,九种视角,九种声音。他们争吵、辩论、质疑、反驳。从阳光正烈吵到夜深人静,从程序正义吵到实质正义,从个体命运吵到社会影响。
安遇始终站在圆心,像一尊无悲无喜的神像。她记录每一句话,分析每一个论点,计算每一种可能。但她不评判,不引导,不干预。她只是观察,像观察显微镜下的细胞分裂,像观察天文望远镜中的星系碰撞。
当争论暂时停歇,九双眼睛看向她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休息六小时。时间还有61小时14分。”
灯光暗下,悬浮椅变成简易床铺。九个人躺下,但没人睡得着。密室的墙壁上,倒计时数字无声跳动,像生命倒计时的秒表。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看守所里,陈明睁着眼睛,看着铁窗外的一小方夜空。他想起母亲,想起学校,想起那个他暗恋了三年却从未说出口的女生。他想起最后一次见林小雨,是在学校图书馆,她低头看书,阳光照在她头发上,有细细的金色绒毛。
他以为那是开始,没想到是结束。
倒计时:61:13:22。
审判,还在继续。
而真相,像深埋地底的化石,等待着被一点点挖出,一点点拼凑,一点点还原。
在绝对的黑暗中,在绝对的寂静里,在九颗跳动的心脏和一颗静止的心脏之间,某种东西正在生长。它叫怀疑,叫追问,叫不甘,叫人类面对不公时,那种本能的、顽固的、不惜一切也要凿出光亮的—— 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