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地下文化遗存幸免于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古之葬者，原衣之之以薪，减之中野，不封不树”的古训，《礼记·檀弓篇》说：“古者墓而不坟”，“凡葬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虽然周代以降坟墓逐渐出现，但出于后世对盗墓的恐惧，依然有很多墓葬坚持“不树不封”。至魏晋南北朝后期陵墓不起坟，唯以石柱与石兽作为标志，石兽亦即战国以降镇墓兽的变形。但任何地表遗存，有时候难免被注意到，从而给墓葬带来威胁，可能因此之故，古来的墓葬都是与“厚德载物”的大地混为一体的，可以说墓葬“消失”于周边环境中，也可以说墓葬与其周边的环境实现彻底交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大地成了真正的镇墓兽，穿过岁月庇佑着墓葬，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重见天日。
“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6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建议制定“文物普查保护管理办法”。同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农业生产中保护文物的通知》，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普查。浙江省的文物普查肇始于临安县，近乎集中连片的陆续考古发现，一层层揭去了吴越国钱王陵寝与墓葬的神秘面纱，展现于世人面前。据迄今已发表的资料看，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掘的吴越国墓葬，是1955年宁波火车站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袁从章墓，此墓于鄞县（今鄞州）被发现，伴有“大吴越国明州故汝南郡袁府君墓志铭”及墓志出土。在此前后，浙江省范围内已经陆续发掘了一批吴越国墓葬，其中不乏吴越国高等级墓葬，主要分布于杭州城和作为衣锦军的临安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钱氏诸王及其宗室坟墓也分别营建于这两个区域。考虑到古时殡葬地的选择多为墓主生前所在地，因此这两个区域应当集中了钱氏诸王及其宗室的大多数成员。早期成员可能更多。而在杭州和临安地区关于吴越国时期的诸多文物考古发现中，最为重要的亦属吴越国钱氏陵寝及其家族墓葬。这些陵寝和墓葬结构都相对完整，规格也很高，在保存比较好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随葬品，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吴越国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在临安，除太庙山钱镠墓之外，其余宗室墓葬多围绕衣锦城分布，其中城南功臣山钱坞垅、城北明堂山、城西南庵基山等处，都是钱氏家族重要成员的墓址所在。在杭州，城西南玉皇山一带，则是钱镠之后，吴越王室的另一个重要葬地。
其他宗室成员的墓葬分布范围较广，杭、苏、明、台等重要州军所在地均有发现。
1958年，发掘了杭M26，墓主为吴汉月，规格甚高。
1962年，自吴汉月墓之后发现的第二座钱氏家族墓的规格也很高，该墓是于1962年在临安功臣山脚清理的临安M20墓，墓主人是钱镠第十九子、文穆王钱元瓘的弟弟普光大师、庐陵侯钱元玩。该墓的主体结构与墓内装饰与吴汉月墓基本一致，仅于石椁与土圹之间增加了一层砖结构。
1965年，清理了杭M27，墓主为钱元瓘。
1970年4月，临安县板桥公社如龙大队在开山造田时发现一座五代墓（M21）。
1971年11月，清理了临M22，位于钱镠墓东侧。该墓为船形砖室墓，有前后两个主室，主室两侧带有多个耳室与壁龛，其结构与同样发现于临安的晚唐钱宽墓、水丘氏墓相似。该墓位于钱镠墓以东100米，推测墓主为吴越国某一显贵，或钱氏家族的重要成员。
1978年11月，浙江临安临天公社工农大队窑厂工人发现古墓葬一座，编号临M23，即钱宽墓。
1979年3月13日，人民解放军江苏苏州某部在一次施工中，发现一座吴越国时期的墓葬，即七子山一号墓。
1979年10月，浙江省总工会疗养院在基建中发现一座五代墓，编号杭M32。
1980年7月，发现钱宽夫人水丘氏墓，编号临M24。
1986年6月，在温州乐清县盘石乡重石村四房山，农民挖土时发现三座五代土坑墓。
1993年4月至7月，配合杭甬高速公路施工建设，在上虞驮山东南麓清理墓葬31座，其中的M23发掘者推定为五代墓。
1996年12月中旬，临安玲珑镇祥里村村民在平土植竹时发现一座古墓，编号临M25，即马氏康陵。
2008年7月，临安市锦城街道村民建房取土时，发现两座古墓葬，后被确定为临安青柯童府君夫妇墓（M1、M2）。
这批墓葬的年代序列、墓制继承与演变，为探索吴越国三代五王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考古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