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肃王遗训·第九训》有这样一段话：“吾家世代居衣锦之城郭，守高祖之松楸，今日兴隆，化家为国，子孙后代莫轻弃吾祖先。”“化家为国”多少透露了钱镠之营建临安城的初衷。即以现在的情况而论，衣锦城也不失为一方“风水宝地”：衣锦城在杭州市临安区的锦城街道，在天目山东南侧一处比较开阔的盆地中，锦溪、苕溪、马溪等从城址周边流过，依山傍水，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从临安建城史上看，衣锦城不啻钱王苦心孤诣的城池杰作，也是他对家乡的重大贡献。就其规模而言，临安其时依然是一个县邑，但其重要性却因出了帝王而大大增加了，笼罩着钱王家族的桑梓之地和钱镠的奉陵邑的光环，所收获的尊崇在吴越国的版图中可谓首屈一指。成为帝王之后的钱镠将其定为“军”治，临安的政治地位自然大幅跃升，从此之后城池扩容，屋舍密集，人口增加，百业兴旺。吴越国政权先后经历了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即著名的“三代五王”，五王皆在自己的王位上不断为临安城建设添砖加瓦，极尽呵护之状详备史乘，兹不复赘述。历朝历代，封建帝王总是黎民百姓至高无上统治者，习惯于骄奢淫逸作威作福，但吴越国的统治者们无疑更多了一些人情味儿，尤其是对临安的子民诸多关怀，每有善政，而对于临安的善政也被推广到其他地区，颇有国泰民安气象。据《吴越备史》卷二，钱镠去世前，给钱元瓘留下遗言：“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这成为吴越国的基本国策。
钱镠后期，吴越国已经有效地实现了富国强兵、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然而吴越国的文治武功总是伴随着自卫、征伐和平叛诸事，钱镠子孙大部分终生都没有卸下盔甲，而是枕戈待旦，随时征战。当然，在同时期诸割据政权中，吴越国无疑是一个相对安宁的存在。自钱元瓘起，吴越国政局日趋平稳，即便在忠逊王钱弘倧时遭遇废立政变，整体上也未发生重大动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并未受颠覆性影响。钱氏三代五王对外善事中原、拓展贸易，对内积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弘扬佛法，使得境内经济非但没有因为王朝更替而受到多少不利影响，反而因多年免于兵戈之乱而富庶甲于东南，辖境内经济、文化持续发展，达到了汉唐以来的鼎盛时期。经由钱氏三代五王治下近百年的开发，吴越国无疑成为五代十国中最为稳定和富庶的一方政权，对杭州、浙江乃至全国的影响极为深远。宋室南迁之时之所以选择杭州为都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吴越国时期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史称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杏霭之间”，薛居正言杭城“悉起楼台”，“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司马光也称赞“钱唐富庶盛于东南”，正所谓“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在近一个世纪的统治过程中，吴越国社会变迁加速，人群在不断地流动、融合，最终安居乐业。文献和大量考古研究成果皆印证了这一趋势，浙江地区的文化早已摆脱了单一的区域文化样貌，日益丰富多彩，成为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钱氏三世五王多年以城池建设为中心勠力经营，功不可没。作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出生地，钱氏祖先坟茔都在这一带，因此从晚唐到吴越国定基的前期，衣锦军一度成为其他敌对藩镇攻击钱氏的重点目标。而钱镠是一个家乡观念极重的人，倘家园不能保，何以他为。他无法想像容纳了先祖遗骨的桑梓地临安可能受到的任何侵扰。而且从地理方位上看，临安位于杭州西北，将陵墓选在此地也符合古代中国以北为尊的习俗。他知道这片故土是他的来处，将来也是他的去处，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钱镠进行有意识的规划，加大对衣锦城的投入，“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一举建成安国衣锦军，并最终定格为集太庙、陵墓于一体的政治型城市。
钱文选彼时或许已经探明，钱氏以临安作为“天选之地”的政策，不仅在实质上大大提升了临安的政治与军事权重，而且其经济与文化地位同样得到大幅提升，两者相辅相成，自不待言。或许钱镠未必以奉陵邑之名义，但说临安是他心目中的地位近似于奉陵邑，大致是成立的。钱文选相信，从这种意义上，钱镠的目标是完全实现了的，甚至于在他心目中，作为祖墓所在地的临安接近吴越国的首都杭州，种种迹象表明，钱王是以临安作为范式来治理整个国家的，因此临安之影响在吴越国境内处处可见，许多方面杭州与临安几乎是一致的，从两城的建制、设施乃至墓葬制度中可见一斑。而从钱文选围绕吴越国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系列奠基性的工作来看，在他的愿景里应该不可或缺这样一种景象：发掘、整理和研究吴越国时期杭州和临安城的城市结构、建筑风貌，尤其是王陵和其他墓葬，因为这一切必将裨益于揭开吴越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神秘面纱，从而因其特殊重要之价值，得到更好的保护。
不难想见，依钱文选所处的时代，限制繁多，他不可能走得更远了，比如不能深入探讨钱王陵寝与吴越国墓葬的制度文化，即使面对出于种种原因致使这些陵寝和墓葬得不到妥善保护甚至遭到损坏的现象，除了一声叹息，通常也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如同文化保护非常重要，文化传承也一样重要，钱文选不遗余力地用脑、用心、用笔宣示钱氏陵寝和墓葬的文化价值，功莫大焉。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钱文选当年做不到的，或许正是他所期待看到的。
钱文选所期待的场景次第展开。近若干年来，针对城市遗迹保护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卓有成效。许多地表遗迹都是在基建或生产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幸赖人们具备强烈的保护意识，有关部门适时介入，随机作了抢救性发掘和保护，比如杭州西湖引水渠道、临安衣锦城城墙和城内外大型建筑基址、明州唐宋子城、嘉兴子城等。通过这些考古工作，研究者逐步揭示出吴越国时期都城及所辖各州的开发和建设的实际面貌。只有全方位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各种信息，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吴越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只是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尤其是近代以来所延续的内忧外患导致战乱频仍，兵燹连绵，无数历史文化遗产毁于战火，杭州能够保留至今的吴越国时期的地下与地表文物，殊为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