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吴越国政权自唐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钱镠剿灭董昌据有两浙地区算起，至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期间东南之割据政权，则历时凡82年，是南方十国中割据时间最长的一个。衣锦城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旧五代史》称钱“镠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胜，万夫罗列”。又过了漫长的72年，至公元979年，时光已经流转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四年，钱镠的孙子钱弘俶纳土归宋以后，诏改衣锦军为顺化军。“顺化”并没有凝固成地名，但衣锦城再次被以“军”相称，说明其作为一个独特城池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也为后来取代临安之名埋下了伏笔。于是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改临安县为安国县，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又改安国县为临安县，南宋景定三年（公元1262）迁县治于西墅保锦山下。
此保锦山亦即明堂山、北庙山，明洪武初年，县治迁至太庙山，县治与衣锦城合二为一。清人王润生曾为作《衣锦城》。诗云：
三节还乡驷马骋，林树溪山尽衣锦。
始终不作夜郎王，毕竟英雄命能审。
王气上烛牛斗缠，真人崛起鱼盐间。
罗平鸟送董昌死，一代功归石鉴山。
……
唐哀宗天祐四年（公元907），朱温灭唐建立后梁，同年，遣使册封钱镠为吴越王。梁末帝龙德三年又进一步册封钱镠为吴越国王。至此，吴越国正式成为中央朝廷认可的“列国”。三月，衣锦城升为安国衣锦军；同年四月，后梁代唐，五代十国始；五月，梁太祖朱温敕封钱镠为吴越王，其疆域范围包括今浙江全部、上海大部（不含崇明等岛）、江苏省苏州地区和福建省之一部。此时吴越国疆域所谓的“一军十三州”中的“一军”，说的就是衣锦军，其范围以原临安县为主（不含於潜、昌化）。
“一军”与“十三州”并列，同为吴越国的代表性区域，正如钱镠所愿。凑巧，这时发生了一起“立生祠”的“百姓请愿”活动。后梁开平四年，亦即吴越钱镠天宝三年（公元910），“杭、越等州将吏士民耆艾列状”，请求为钱镠建“生祠”，未允。次年四月，建生祠之请获准，梁太祖敕遣刑部侍郎李光嗣至杭州，建钱镠生祠于衣锦军。而建生祠，据清赵翼《陔馀丛考·生祠》：“《庄子》 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 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 齐人为立石相祠 ，此生祠之始也。”即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而加以奉祀。西汉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为其立社，号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此为立生祠之始。东汉时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为立祠；王堂为巴郡太守，韦义为广都长吏，民皆为立生庙。
然而立生祠并不是人皆可为之，擅自立之则涉嫌违法。唐朝对于现任官员立碑或立祠都有一定限制，《唐律疏议》载妄自遣人立生祠或德政碑者，要受到“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的处份。《日知录》称唐朝“当日碑祠之难得”。钱镠立生祠得到了梁太祖的首肯，稍早的董昌之立生祠同样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景福元年（公元892），唐昭宗同意董昌为自己造一座生祠。讽刺的是，董昌立生祠的合法性来自于其治绩，初居越州的岁月里，董昌做了不少实事。《新唐书》称其“始，为治廉平，人颇安之”，颇得人心。钱镠立生祠的合法性则来自于其平定董昌之乱。
钱镠生祠之端详，已不可靠。这里或可比照董昌生祠，来了解其时生祠的大致样貌。浙江地区现存的晚唐石刻不算多，比较重要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位于绍兴蕺山公园内的董昌生祠刻石，便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块。蕺山公园位于绍兴市区，园内，绿树掩映之下，有一座新修的亭子，亭旁一方绍兴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亭内便是董昌生祠刻石。刻石上的文字虽有残缺，但据清代阮元所编《两浙金石志》，基本可以确定刻石的完整内容。其中所透露的信息是，董昌生祠的位置在山上，还要在生祠所在的山上种满柳树。当年绍兴蕺山董昌自己的生祠，《新唐书》形容其“刳香木为躯，内金玉纨素为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别帐，百倡鼓吹于前，属兵列护门”——自己的庙宇内，妻妾、护卫、杂技演员，应有尽有，而且内脏都由金玉锦绣制成，可谓金碧辉煌。
惟不知钱镠的生祠是否亦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