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正式做了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
他屡次上书，议论朝政大事，却一直不见朝廷答复，逐渐心生去意。再加上京城生活费用昂贵，偌大一个家室，全靠自己这份薄俸赡养，实在难以为继。因此，他自请调任外职。
朝廷同意欧阳修出任滑州通判。通判俗称“倅”，是朝廷直接派遣到州府的副长官，名义上是中央直降。实际上，它既不是知州或者知府的副职，又不是知州或知府的副官。
这个官职不具实权性质，充其量是“参与”或者辅助，有权与知州或知府共同处理州府事务，凡民政、财政、户口、赋役、司法等事务文书，必须知州或知府与通判联合签署，才能生效。
唯一象征“高大上”的，是拥有监察所在州府官员的权力，可以直接向朝廷乃至皇帝本人报告情况，因此，通判又称“监州”。
从这一点上，说通判直通皇帝，算是皇上的人，也不为过。
欧阳修通判滑州，是仁宗对他的信任的表示，就个人仕途说，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官职的权威，往往体现在官廨上。因此上任伊始，欧阳修在滑州官署东侧，建造了一个所供休憩用的住房，宽一间、长九间，呈长方形，房间门户相通。
根据这座房屋的形状、结构以及周围环境的特征，欧阳修起名为“画舫斋”，并请朋友题写了匾额。
欧阳修自撰《画舫斋记》，刻石镶嵌斋内墙壁上。文章从“画舫斋”的命名由来说起，转到议论舟行生活，实质是借题发挥，表达宦途坎坷的人生感慨，阐述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欧阳修追及自己的生平，联想到古代的江湖隐士，抒写自己的生活理想，明确表示不愿意尸位素餐，希望有所作为。
庆历三年（1043）正月，欧阳修路过“铁枪寺”，瞻仰了王彦章的画像。
所谓“铁枪寺”，是百年前五代后梁名将王彦章的祀庙。王彦章从小追随梁太祖朱温，骁勇有力，善于使用一杆长枪，在战场上驰突如飞，所向披靡，军中号称“王铁枪”。王彦章曾经因战功而升任宣义军（治所滑州）节度使，在梁晋战役中兵败被俘，拒绝投降以身许国。
滑州民众建“铁枪寺”供奉王彦章画像，常年祭祀，香火不绝。
三年前，欧阳修以节度判官来守滑州，从王彦章裔孙王睿家里获读《王氏家传》，补正了旧《五代史》本传纪事部分。如今见到了王彦章画像，目睹一代名将风采，非常高兴。
鉴于画像年久磨灭，模糊不清，欧阳修延请画工精心修复，以求画像长留人间。
后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选王彦章等三人载入《死节传》。在兵荒马乱的五代时期，文臣武将朝秦暮楚，寡廉鲜耻，像王彦章这样忠心侍奉一君，末了死于国难的“全节之士”，显得尤为可贵。
这时，先后担任过二十余年宰相的吕夷简被罢职，换上晏殊出任宰相兼枢密使。
宋廷与西夏正在酝酿议和。目睹宋军在西部前线屡屡败绩，契丹不愿意看到西夏势力过分膨胀，派遣使者劝谕西夏对宋停战。西夏因为连年用兵，国力贫乏，民心思定，又惧怕遭受契丹、宋军两面夹攻，也表示愿意与宋廷议和。宋王朝屡战屡败，军疲财竭，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哗变，彼伏此起，正盼望有个喘息机会，整顿并更新朝政，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宋廷、西夏各怀隐衷，共同促使宋夏战争结束，恢复宋廷与西夏和好。
宋夏战争实践，充分暴露了宋廷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北宋立国以后，太祖、太宗两朝，为了防范藩镇割据势力重起，制定了“祖宗家法”，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一定时期内，皇权得到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生产迅速恢复并发展。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集权措施的消极因素日益滋长，后继的真宗、仁宗一味因循，墨守成规，宋王朝出现了“冗兵”、“冗官”、“冗费”局面，形成日趋恶化的积贫积弱态势。
严重的“三冗”现象，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极大地动摇了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国家陷入内外危机当中。
面对朝廷日趋颓败的态势，面对朝野上下一片改革求治的呼声，仁宗被迫走上了朝政改革的道路。
仁宗深知，国家的危机，表面上似乎在财政，其实根源还是在用人。而用人的要害，就是要广开言路，敢于直陈时弊，进而匡正时弊。
正是出于革救时弊、更新朝政的需要，仁宗决定开放言路，增加谏员编制，遴选正直敢言的士大夫担任谏官，以求集思广益之效。
朝廷宰辅大臣可以推荐谏官。宰相晏殊首先推荐的谏官人选，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被任命为太常丞、知谏院。同时被任命为谏官的，还有王素和余靖。
欧阳修四月初到京师任职。第一次上朝议事，就上奏“论按察官吏”札子。
欧阳修认为首要工作是选好官吏。他请求建立按察法，选择精明廉洁的官员出任各路按察使，专门行使考察地方官吏的职能。
仁宗起初并没有完全采用欧阳修的建议，只是下令各都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实际上，这种兼职，按察使形同虚设，毫无实效。后来，欧阳修又有“论按察官吏第二状”、“再论按察官吏状”，这才引起仁宗高度重视。
次年初，中书省、枢密院官员聚议多日，打破常规，不拘资历，遴选各路按察使。选中的人精明能干，大都长期怀才不用，这次忽蒙擢拔，秉公执法，奋力报效朝廷。
各地贪官污吏闻风丧胆，老病昏庸的纷纷自请退职，州县吏治混乱之状，一时竟有所澄清。
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同在谏院，都年富力强，正直敢言，政治热情高，忧患意识强，被时人誉为“四谏”。
其中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欧阳修等人对他开玩笑说：“你是宰相的儿子，家庭富裕，朝廷怪罪你，不至于贬官岭外。即使贬谪荒远，也无后顾之忧，可以放心成行。我们三人家境贫寒，比不得你。以后议论朝政，就由你领头好了。”
王素笑着点头。因此当时有人送王素一个绰号：独打鹘，谑称欧阳修等四人是“一棚鹘”。
鹘，也称隼，是一种性格凶猛的鸟，略小于鹰，是唐代皇帝饲养专供打猎之用的。人们用它来比喻忠心耿耿、敢作敢为的朝廷大员。
至此，朝廷的人事变化，呈现出新的气象，改革派占了上风。
国子监直讲石介欣喜异常，说：“这是千年盛事，我的职责就是歌颂盛明，难道可以不赋诗么？”于是仿效韩愈《元和圣德颂》，创作了《庆历圣德颂》，借仁宗之口，赞颂范仲淹、富弼，将他们比拟为“一夔一契”，又称赞欧阳修等人“立朝谳谳”、“刚守粹悫”，并直接指斥夏竦，措辞十分激烈，斥责为朝廷“大奸”：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魅。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正是这种无情鞭挞，种下了日后夏竦携私报复的根苗。夏竦对石介恨之入骨，年年斋请僧道，向神灵诅咒，斋坛上放置一个牌位，上面题写：夙世冤家石介。
所以，《庆历圣德颂》一脱稿，孙复就对石介说道：
“太高调了，须知得意不能忘形的道理。你的灾祸从这首诗就开始了呀。”
范仲淹当时也向韩琦表示过对石介这种做法的不满：“我们的大事将坏在这个怪人手上！”
后来，范仲淹做了参知政事，欧阳修牵头向宰相晏殊推荐石介出任谏官，范仲淹不同意，他说：“石介为人刚正，然而喜欢追求怪异，如果让他做了谏官，一定会强制皇帝去做那些实在办不到的事情。稍微违忤了他的意愿，他就会不顾一切地死谏，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皇帝年岁不小，没有大的过错，朝廷政事得体，哪里用得着这种谏官。”
欧阳修只得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