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之名，由来已久，魏晋时即基本涵盖今临安之境，《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均有载。虽自西晋起便设有临安县（县治设在高乐），就其管辖范围而论，却并不是指后来的衣锦城，长期以来地位并不高。自汉代以来，“县必城”，即凡是称作“县”的地方，一定是一座城池，换言之，全国有多少个县城，就有多少个城池，而县是朝廷最基层的治理单位，临安县也是如此。而作为钱镠出生地的衣锦城并非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城池，这种情况在钱镠为王之后发生了改变：“（唐光化元年）改……素所居营曰衣锦营”，“升衣锦营为衣锦城”，“（唐天佑四年）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也就是说，只是因为钱镠的关系，才将其驻兵营地一步步发展成为城的，有了所谓衣锦军，便已有城池之实了。
关于钱镠造城的故事，考古发掘显示，肇始于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初建时的衣锦城有四门：东为迎薰门，取迎客之意；西为惠政门，以宣为官者心系百姓之意；南为望锦门，面对钱王（吴越国国王钱镠）出生地锦溪，取鱼跃龙门之意；北为拱辰门，意为众星拱月、王者威武。据明万历《杭州府志》载，古城内的面积为“周围5560步”。换算成现今范围，东面应为原浙江林学院（天目学院）校区东侧，西为临安广场路，南为临安城中街南侧水沟（护城河），北为临安太庙山顶，约0.7平方公里。清朝时，衣锦城外还建有船码头（旧址在姚北山），为商贸来往处。衣锦城沿革路线清晰，其遗址是继西湖文化景观、良渚古城遗址、大运河等重要文化遗产之后，展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又一代表性实物遗存。
唐乾符二年（公元875），杭州临安县石镜镇将董昌募兵组建杭州八都，以抗王郢之乱，钱镠追随之，先后攻取越州、常州等地。光启三年（公元887），董昌所部基本控制了浙东大部及浙西部分地区。董昌遂领浙东节度使、越州刺史，表荐钱镠代己出任杭州刺史。在当时藩镇林立的形势下，钱镠由此脱离普通军校阶层，受方面之任。公元889年，正值晚唐，钱镠已经开始建造这座城，依现在的太庙山（当时叫茅山）而建，并恳请唐昭宗赐名。大顺元年（公元890），唐昭宗赐额“安众营”，也就是说，衣锦城最开始叫安众营。至公元892年，衣锦城便造好了。仅仅过了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钱镠升苏杭观察使，筑杭州罗城。由此可见，钱镠在造杭州罗城之前，先在临安造了衣锦城。
钱镠之文韬武略是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大地免遭涂炭的关键。景福二年（公元893），因浙西战事不休，唐廷委派的节度使迟迟无法上任，遂任命坚守浙西已颇有影响力的钱镠为浙西镇海军节度使，节度使衙署则移驻钱镠实际控制下的杭州。乾宁二年至四年（公元895-897），董昌反唐，钱镠果断与董昌决裂，全力攻克越州，灭董昌，献捷长安，获赐誓书铁券，至此，钱镠遂正式兼领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逐步控制了两浙大部分区域。在此基础之上，钱镠一步步开始了对衣锦城的经营。
《新唐书·地理志》：杭州临安县“有石镜山”。《寰宇记》卷93临安县：石镜山，“按《山川记》云：临安县有石镜，在山之东峰。又《郡国志》云：径二尺七寸，其光照如镜之照物，分毫不差”。故名，唐昭宗时改名衣锦山。宋避太祖之祖赵敬讳，改称石鉴山。这与钱镠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和持续的重视不无关系。晚唐，衣锦城系“石镜镇”兵营，即使按照董昌曾为“石镜镇将”这一角色，亦可知衣锦城不过一个乡级小镇，规模类似于其趁势组建的“杭州八都”之一“都”。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钱镠筑营垒于临安茅山（今太庙山），可以理解为锦城筑城的肇始。
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诏改安众营为衣锦营，这不仅仅是更改名字的问题，文献记载中有一个关键词：“改王所居安众营为衣锦营”，而且与此同时，杭州升格为“都督府”。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实际掌控临安。随着钱镠地位的提升和影响的扩大，锦城地位也不断节节攀升。仅过了两年，衣锦营再度升格，天复元年（公元901年）五月，唐昭宗下诏“升衣锦营为衣锦城”。
在这个过程中，衣锦城已巍然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