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选伫立功臣山，背倚功臣塔，远眺衣锦城，热泪盈眶。实际上他正在阅尽曾经金戈铁马和前仆后继的历史，阅尽钱氏家族的崛起与走向永恒。历史烟云漫卷而逝，渐行渐远之际，那三个斗大的汉字瞬间进入了他的脑海：奉陵邑。始自西汉的奉陵邑是一种陵邑制度，虽仅用诸帝王，但不难想见，对于“事死如生”的古人而言，如果能在自己的故乡奉此陵邑，或者陵邑与自己的故乡合而为一，那将是何等的荣耀。这应该就是吴越国陵寝与墓葬这部地下大书中最为厚重的一页。
从哪部不知名的文献里见到此记载，因年代久远已经忘却，然而钱文选的心底深处仿佛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作为王的钱镠，戎马倥偬中阅览过太多生死离别，可能不止一次想到了作为人的局限。人的局限在于人的必然终点，古往今来没有谁可以永生，即使贵为君王。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神圣的静谧之地，足资叶落归根，如同每个人都怀揣一个衣锦还乡梦。
钱镠曾作《巡衣锦军制还乡歌》，歌云：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
功成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
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
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贵为君王之后，依然心怀父老乡眷，常对左右提及其幼时情景和家乡风物，每歌之咏之，足见钱镠的故里观念之深厚。在千年前的文化氛围中，家乡之所以难忘，很大程度上系于祖坟之所在。父祖皆长眠此地，这片土地是他最不能割舍的，常常日夜思之念之，除了经常返乡祭扫祖先之墓，生前还多次驾临衣锦军。据《新建凤山灵德王庙记》所载，直到去世前一年，钱镠为庆祝重新获得后唐王朝的认可，“丙戍年春，寡人以玉册叠膺于典礼，清宫未展于严禋，遂辍万机，暂归锦里。寻，属节当炎暑，犹未却回都城”，由春至夏，盘桓数月之久。可见衣锦军部分承担了政治中心的功能。
不必说皇家陵园的威严和气势，单以民间论，家族墓园也是体现血脉情感的关键标识。因此一个家族，往往会把逝世的亲人葬在同一个地方，既便于祭奠，又便于管理。
而将家族萌生和休养生息之地升格为奉陵邑，集家庙、祖坟和城市于一体，只有帝王世家才可以怀有此梦。奉陵邑地位显赫，本质上是血脉之城，记忆之城。奉是伺候、侍奉，陵是陵墓，邑则是城池。汉代为守护帝王陵园所置之邑地，借指帝王陵墓所在地。《文选·班固》：“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李善注：“元帝诏曰：‘往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人以奉园陵。自今所为陵者，勿置县邑。’然则元帝始不迁人陪陵。自元以上，正有七帝也。”《文选·颜延之诗》：“衣冠终冥漠，陵邑转葱青。”李善注引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明唐顺之《送柯佥事之楚序》：“其友人武进唐某送而谓之曰：‘柯君知斯职之不易乎！盖在汉时诸陵邑，习俗庞杂，豪猾所窟穴，故天子常为选用强察能治剧吏以附循而芟薙之。’”
儒家经典《礼仪》中的《丧服》《土葬礼》《既餐礼》《土虚礼》等等，皆为记述丧葬礼仪之篇什，而《礼记》则为后世的丧葬礼制奠定了基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人们相信亲人去世后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会像生前那样起居、生产和消费，衣食住行与健在时无异，这就是为什么葬具通常被漆成朱砂色，寿衣和墓室氛围也不乏鲜艳色彩的道理。因此不仅在葬时尽可能为逝者提供其生前所用各类物什，而且就近侍奉先祖，栖居于陵墓近旁，曰守墓，一则可感受先人冷暖，表达追思、怀念之情，二则可向世人宣示所从何来，赓续先人遗志。
后来演化出专门的守陵（墓）人。守陵（墓）人对坟墓的敬重，体现在中国人攸关忠孝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并与“风水”挂钩，可以说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普通人家为守墓人，若为帝王之家，则有守陵人。若是一般贵族，则守墓人或为本族大宗，或为与家族血缘远些的孤寡老者，其生活费用，均由该家族供给，其主要的工作大约有两部分，一是打扫墓园，清理杂草，种植花木，使墓地看上去充满生机；二是守夜，防止被盗和野兽打扰先灵。此法至唐代最为盛行，逢先帝去世之后，新帝通常在皇帝陵寝的前方兴筑一座城郭，作为守卫和奉祀陵寝之用。
临安这座隐没于天目山脉的普通山邑，便是因钱王首倡，世代维护、经营，从而发展起来的，至于能否名之为吴越国事实上的奉陵邑，似乎并不重要。鉴于临安城与钱氏吴越国陵寝与墓葬文化的密切关系，这里着重就临安建城始末稍作梳理。回顾临安城的发展历程，这是一座始建年代非常明确，从无到有而且沿革有序的城池，其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阶段：安众营-衣锦营-衣锦城-衣锦军-顺化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