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意味着埋在地下的历史文化，或曰地上文化的折射。对泛江南文化的探究，离不开该区域内的墓葬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吴越国的墓葬文化，不能不对其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进行观照。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国文化缔造者“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文化品格，吴越国文化的创生、发展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
一个基本事实：今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核心区块是在吴越钱氏统治时期得到开发的。浙东与浙西（涵盖苏南）两个不同区块之所以能够合并为“两浙”共同体，也都要归功于吴越钱氏之立国。钱氏采用军事、政治手段把浙西与浙东加以统一，然后把两个区块之间的钱唐（杭州）建为国都，并扩城改制，繁荣市场，从经济文化着手加强国都的建设，巩固两浙的核心。进而有步骤地把吴越文化辐射于浙西的苏州、秀州、湖州、睦州（建德），同时也辐射于浙东的越州（绍兴）、明州（今宁波）、婺州（今金华）、处州（今丽水）、台州、温州、衢州，后又扩及南方的福州。
根据《吴越备史》与《十国春秋》记载，其发展顺序大致如此：第一步，钱镠自公元880年起开始团练乡兵，以钱唐为基点，用武力推进平定分割的叛乱势力，分片向钱唐江两翼渗透。第二步，他由杭州刺史升为镇海军节度使，就有权管辖苏州、常州、润州（今镇江）、湖州、睦州和杭州，又新置了秀州。第三步，接着击败控制着浙东各州的威胜军（后改为镇东军）节度使董昌。控制两浙后，以两浙吏民名义向唐皇上表，请求朝廷实授钱镠兼领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以往浙西的中心城市是苏州，浙东的中心城市是越州，钱唐夹在两个大郡之间，属偏鄙小邑，没有发展空间。从公元896年起，钱氏有权统管两浙。在这之前唐朝方镇名称中分列为“浙江东道”与“浙江西道”，从钱镠兼领两镇起方始合而为一，统称“两浙”。“两浙”之名盖始于此。最早见于官方文献是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敕镠兼两浙安抚使”，并准许“移镇杭州”。
实力已备，又有了地盘，遂不断得到加封：公元900年封南康王，公元901年进封彭城王，公元902年封为越王，赐国信，公元904年封为吴王，仍赐国信。唐昭宗敕曰：“乡兵一起，义声四驰，黄钺初麾，江表大定，……进可参桓文之烈，退可守吴越之区。”皇命明示“可守吴越之区”，是为首次用朝廷文书形式将吴与越合称“吴越”。因此，后梁太祖建国之初，即进封钱镠为“吴越王”。由此钱氏祖孙三代五王世袭，前后统治两浙将近百年，吴越国政治、经济、文化整体繁荣，终于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两浙区域文化。
吴越国建都于杭，政治形势和经济地理突然改变，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要冲”的区域中心，拥有了崭新的发展机遇。特殊的山水地理环境，养育、滋润着吴越文化。于是杭州城市版图不断拓展，强大的张力带动了秀州、松江、湖州等周边州县。其中进步最快表现明显的是松江成了“东南大县”，上海一带的小渔村兴起市镇，嘉兴更由县城升格为州城，苏州一带前曾一度衰落，至此也突飞猛进恢复了活力，与杭州合称“天堂”。这些都昭示长三角区域的发生乃至发展是与吴越国所培基的吴越文化密不可分。吴越国版籍相对稳定，北界长江天险，东濒大海，西有天目、龙门、千里岗屏障，南揽仙霞、雁荡、括苍诸山，跨越闽东丘陵深入福州，自成天地。其中平原和盆地合计约占四成。江南、浙北的水乡泽国，盛产鱼米丝绸，士女彬彬，秀服软语，市镇密集，商贸兴旺，自然成为吴越国精华所在，也为长三角的发育提供了有利环境，太湖流出水量的百分之八十利于本区域的灌溉与水运，江海交汇更便于“沪渎”的兴起。除此以外，八大天自然水系、两大人工运河，翼庇钱唐江两侧，沟通星罗棋布的湖泊，小型盆地多受其益，浅山丘陵土特产丰富，民间习于精巧工艺，茶叶果蔬驰名内外。
吴越国文化的勃兴固然还得益于特殊的历史机遇，但钱镠以来所采取的政策亦很关键。唐末四帝平庸柔弱，遭遇农民造反与藩镇割据，连年动乱；进入梁、唐、晋、汉、周的五代十国，分裂动荡几使百姓无处安身。唯吴越国钱氏政权坚持保境安民，在两浙营造一方乐土，土著人安乐祥和，外来移民也可受到安置。以杭州人口的增长而论，建州之初户籍仅15380户，经隋唐两朝三百年起起伏伏多次波动，至钱镠接任杭州刺史时民户未满三万户。而经钱氏吴越国施政未满百年，至纳土归宋时，杭州“当地住户十六万一千六百，客户八千八百五十七”，即住在杭州的总户数多达十七万余户，百年内增长了五倍多。如此短期速效的“中世纪城市化”业绩，几乎史无前例。吴越国既成为中世纪城市化领跑者，自然会诞生前所未有的“精神文化”，吴越国钱氏营造了“东南佛国”，“佛教文化”在吴越国境内大为昌盛。历来执政者非法家即儒家，而钱氏融通儒佛，推行一种以民为贵的“和”文化，用当今流行的概念来说是建设“和谐社会”，用钱氏的理想追求来说是缔造“地上天宫”。五位钱王“祖武是绳”，贯彻始终，实践结果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才会有后世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普遍认同，钱王对杭州湖泊海塘的鼎力整治，推广到举国兴修水利，尤其组合苏、杭、湖、秀、越各州形成大片鱼米之乡，水乡文化赋有特色。
兹更举数例说明之。吴越书市和雕版印刷启动较早，近在钱王黄妃所建雷峰塔中发掘到雕版印刷经卷量多而精美，足证吴越“印刷文化”已成全中国中心之一。茶圣陆羽在余杭著成中国第一部茶的专著《茶经》，其年代与钱镠几乎同时，其时径山茶、灵隐茶显露头角，引出后续的龙井名茶，吴越的茶文化由寺院、名士传播民间，甚至远播日本成为“茶道”。又，吴越寺院园林、王家园林蔚然兴起，民间相应催生了栽花、养花、插花的习俗，以及修饰庭院的风气，“园林文化”俏然兴起，并由钱镠第六个儿子钱元璙出任苏州刺史时开始把杭州的园林文化移植到苏州，著名的沧浪亭园林即始建于吴越，至今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代表作之一。
此外，吴越贡品大量烧制秘色瓷，王室爱瓷，民间相习成风，茶具、餐具、甚至用具，都流行使用精美瓷器，至今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五代吴越瓷器精品，能令人想像吴越发达的“青瓷文化”，专家有言“四大越窑青瓷极品三件出在钱氏故乡”。越州、湖州、杭州、苏州的丝绸织品始于晚唐而盛于吴越，成五代至北宋时期全国贡品中之最佳者，尤以苏州吴绫与杭州柿蒂花名声最大，苏杭“丝绸之府”由此驰名中外。钱镠至钱弘俶都大建寺庙佛塔，讲究建筑外形和建筑结构，对木雕、石雕、砖雕的每个构件都讲求精益求精，建成不少精致建筑，同时也造就了不少建筑人才，如涌现出喻皓、王永明等建筑领域的大师级人物，足见吴越国时建筑文化之高超。
吴越国人民世代相袭的睿智与弘毅，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吴越国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国文化包括江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吴越国文化是泛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注重教化、崇真向善、尊重秩序、经世致用、即知即行、务实求真、勇于创新的品格，深刻反映在吴越国的墓葬文化之中。长三角文化与吴越吴越国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
上述文化特质，曾深深融入吴越国的墓葬当中，虽沉睡千年，然而会当揭去其神秘面纱，便可一睹其鲜活真容，体味曾经的辉煌与波澜壮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