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病倒了，起初只是咳嗽，老人家没当回事，硬撑着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但病来如山倒，一场秋雨过后，婆婆发起了高烧，咳得撕心裂肺，最后竟瘫在炕上，起不来了。
痛风病折磨的她无法入眠，剧烈地疼痛使得她，长一声短一声的喊着娘……
潘红梅慌了神。她既要伺候病重的婆婆，又要照顾四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操心地里的活计。
她像个被不断抽打的陀螺，连片刻喘息都成了奢望。
十天个月过去了，婆婆的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她开始说胡话，胸口喘得像破风箱。
这天夜里，她竟然咳出了血，潘红梅知道，必须请医生了。
天黑得像锅底，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砸在屋顶和院子里，发出令人心慌的哗哗声。
潘红梅把孩子们安顿好，给婆婆额头上换了条湿毛巾，一咬牙，披上一件破蓑衣，冲进了茫茫雨幕中。
赤脚医生住在邻村，三四里地的路程，在平时不算什么，但在这样的雨夜里，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泥泞的小路被雨水泡成了沼泽，潘红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蓑衣根本挡不住暴雨，冰冷的雨水很快浸透了她的衣服，冻得她牙齿打颤。
闪电像利剑划破夜空，瞬间照亮她苍白憔悴的脸，雷声在头顶炸开，震耳欲聋。
潘红梅顾不上害怕，她在泥泞的土路上摔倒了无数次，浑身沾满了泥浆，手和膝盖都被碎石划破了，但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快点请到医生去救婆婆……
终于，她踉踉跄跄地来的赤脚医生的门口，拍响了赤脚医生家的门。
“谁呀？这大雨天的还来敲门，真是烦人……”
潘红梅敲了半天门，里面才传出一个男人嘟嘟囔囔的唠叨声，紧接着门开了条缝，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出现在她面前。
开门的人四十多岁，提着煤油灯，皱着眉看着门外这个泥人般的女人。
“你是谁啊？这半夜三更的，雨还这么大，我可不出诊。”
“医生？你是李医生吧！俺婆婆病得快不行了，求您……求您去看看吧！”潘红梅声音颤抖，带着哭腔。
李医生借着灯光，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目光在她满是泥泞、打着补丁的衣服上停留了片刻，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你是外村的吧？不是我不去，你看这天气，再说，看你这打扮，你家那情况……”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你家穷得叮当响，看得起病吗？出诊费、药钱，拿得出来吗？
潘红梅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她噗通一声跪倒在泥水里，雨水混着泪水在她脸上划过：
“李医生，求求您！救人要紧啊！钱……钱我以后一定想办法还！我给您磕头了！”说着话，她真的趴在泥水里，“砰砰砰”地磕起了响头。
医生吓了一跳，赶紧侧开身子，语气带着不耐烦：
“哎呀！你这是干啥？快起来，这根本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主要是这雨太大了，路没法走。你回去先用老方子给她退退烧，等天亮了再说吧！”
“等不了了啊！医生，俺婆她喘不上气，还咳出了血……”潘红梅绝望地哭喊。
“都病成那样了，就是华佗来了也救不了她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准备后事吧，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砰——”
回答她的，是沉重的关门声。
那扇薄薄的门板，隔绝了温暖的灯光，也隔绝了她最后的希望。
潘红梅僵直地跪在冰冷的泥水里，任由暴雨无情地冲刷着她。
寒冷、疲惫、屈辱、绝望……
种种情绪，像毒蛇一样噬咬着她的心。
天地茫茫，大雨如注，她却感觉不到一丝生机。
丈夫远行，婆婆垂危，孩子们嗷嗷待哺……
而她现在，连一个医生都请不动。
生活的艰难，在这一刻，露出了它最狰狞、最冰冷的面目。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泥水里爬起来的，又是怎么拖着如同灌了铅的双腿，一步一步挪回家的。
当她像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般推开家门时，听到的，是婆婆更加急促痛苦的喘息，和孩子们被雷声惊吓后的哭声。
潘红梅站在门口，雨水顺着她的头发、衣角滴滴答答落下，在她脚下汇成一小滩浑浊的水洼。
她看着这个破败、拥挤、充满苦难的家，第一次感到，自己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她仿佛听见，自己那根一直紧绷的弦，发出了即将断裂的哀鸣。
这个雨夜，格外漫长，长的好像没有天明；
这个夜也好像格外冷，冷风穿透了她的皮肉，灌进了骨髓……
那个雨夜，潘红梅的婆婆终究没能等到天亮。
她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临终前，她浑浊的眼睛看着潘红梅，嘴唇翕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化作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里面包含了太多未尽的言语:
有对这个家的牵挂；
有对孙辈的不舍，也可能，还有一丝对撑起这个家的媳妇，最后的、无声的托付。
潘红梅没有哭天抢地，她的眼泪仿佛在那个雨夜里流干了。
她默默地给婆婆擦洗身体，换上那件压箱底的、唯一没有补丁的寿衣。
家里穷得连口棺材也置办不起，只能用一领破草席，把尸身裹了裹，在村人的帮助下，草草葬在了村后的荒地里。
送葬的队伍稀稀拉拉，孟长富远在外地，连信都不知道往哪里送。
潘红梅牵着大大小小四个孩子，穿着孝服，走在寒风里。
孟花和孟梅年龄太小，对死这个字还没有概念，只是懵懂地跟着。
孟弟和孟军低着头跟在娘后面，看不清表情。
只有潘红梅，感觉心里最后一点支撑也随着那抔黄土，被彻底掩埋了。
时光荏苒，孟弟和孟军到了上中学的年纪。
中学在镇上，需要走十几里路，中午还得带饭。
这时候虽然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但是，这对这个家庭来说，供两个孩子上中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潘红梅竭尽全力，想让两个孩子在外面不至于太寒酸。
她把家里有限的细粮尽量省下来，给他们的饭盒里装上掺了玉米面的高粱窝头，或者是地瓜面饼子。
偶尔，还会奢侈地切上几片咸菜疙瘩，或者滴上两滴珍贵的油星。
然而，这难得的“优待”，在孟弟扭曲的心里，又成了新的不平衡。
吃饭时，她看到孟花和孟梅的碗里，偶尔会多出半个煮鸡蛋，或者一点肉沫沫（那是潘红梅帮人做针线活换来的，极少）。
而她带的饭盒里，永远只有干巴巴的窝头和咸菜。尽管这已经是潘红梅从牙缝里省出的最好饭菜，但在孟弟心里，这就是偏心的铁证。
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的角落，孟军打开饭盒，惊喜地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完整的、金灿灿的纯玉米饼子（潘红梅帮人碾玉米换来的）。
他高兴地拿起来就咬。
就在这时，孟弟阴沉着脸走过来，一把抢过那个玉米饼子，狠狠摔在地上，还用脚踩了几下！
“吃，就知道吃。”孟弟的眼睛里燃烧着嫉妒的火焰:
“凭什么孟花和孟梅在家里有好吃的，而咱们就只有咸菜窝头？娘为啥这么偏心？”
孟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懵了，他看着地上被踩烂的饼子，心疼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看啥看？不就是一个破棒子面饼子嘛！等回家咱俩一块跟娘要好吃的去，明天让她必须给咱带上好吃的。”
孟弟不仅对毁坏玉米饼子没有愧疚，看到孟军的表现，她反而更加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