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市老城区的社区活动室里，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的霉味与居民们的热议声。恐吓事件过后，不仅没有浇灭作证热潮，反而让更多人意识到“抱团维权”的重要性——这天一早，二十多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相约而来，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份一模一样的《职工安置协议》，封面的油墨早已褪色，却在阳光下折射出沉甸甸的分量。
“林警官，您看看这个。”牵头的王大爷将协议递到林墨面前，指着重叠的签名处，“当年赵天成说，签了这份协议就能领到足额安置费和补偿金，可我们签完字后，他只给了每人两千块钱，说剩下的‘年底统一发放’，结果一等就是三十年。”
林墨接过协议，发现每份协议的“补偿标准”栏都被人为涂改过，原本约定的“人均五万元安置费”被划掉，改成了模糊不清的“按政策执行”。而协议末尾的盖章处，除了红星化工厂的公章，还盖着一个早已注销的“临市改制领导小组”印章。“这个领导小组是临时机构，当年由高明远牵头成立，显然是为了给改制贪腐打掩护。”林墨对陈野低声说道。
活动室的长桌上，居民们陆续铺开带来的“宝贝”：有被撕毁又重新粘好的股权证，上面记录着当年职工“自愿放弃”的工厂股份；有泛黄的水电费单据，证明拆迁时居民们仍在正常缴费，却被强行断水断电；还有一本厚厚的《集体户口登记簿》，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三十户居民的信息，如今半数以上的家庭都因当年的拆迁而离散。
“我家当年的股权证，被赵天成的人骗走了。”一位老奶奶抹着眼泪说道，“他们说工厂要倒闭了，股权证没用了，给了我五十块钱就把证收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股份被赵天成低价收购，他转眼就赚了好几百万。”
旁边一位大叔补充道：“还有我们的工龄补贴，按照规定，十年以上工龄的职工能领三万元，可赵天成说我们‘不符合条件’，一分钱都没给。我手里有当年的工龄证明，上面清楚地写着我工作了十五年！”
林墨让队员们逐一登记这些证据，同时用相机和扫描仪进行数字化存档。在整理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份特殊的《拆迁补偿明细表》，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户居民的补偿金额，其中大部分家庭的补偿款都在五千以下，而赵天成的侄子赵小亮却以“宅基地置换”的名义，领取了高达两百万元的补偿款。“这明显是利用职权侵占集体利益！”陈野愤怒地说道。
随着证据的不断丰富，居民们的情绪也愈发激动，大家纷纷讲述着当年的遭遇，相似的经历让彼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原来不止我一家被坑了！”“赵天成真是丧尽天良，连老人的活命钱都贪！”“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讨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为了让作证更具系统性，林墨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制作了一份《三十年冤案情况调查表》，让居民们填写当年的工作岗位、被拖欠的工资数额、拆迁时的财产损失等信息。“这些数据将成为我们计算赔偿金额、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林墨对居民们说道，“请大家如实填写，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填表过程中，一位沉默已久的老大爷突然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枚锈迹斑斑的厂徽和一张黑白照片。“这是我儿子，他当年是工厂的保安，因为不肯帮赵天成转移设备，被诬陷‘盗窃’，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不久就抑郁而终了。”老大爷的声音哽咽，“我今天把这些带来，就是想替我儿子说句话，他是清白的！”
照片上的年轻男子笑容青涩，胸前佩戴着与老大爷手中一模一样的厂徽。居民们见状，纷纷上前安慰老大爷，活动室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而悲壮。“大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还您儿子一个清白！”林墨郑重承诺，“所有被赵天成迫害过的人，我们都会为他们讨回公道！”
当天下午，取证点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证人——当年红星化工厂的工会主席老张。他已经八十多岁，行动不便，由儿子推着轮椅前来。“我手里有当年工会的会议记录，上面记录了职工们多次要求足额发放工资和安置费的诉求，还有赵天成打压工会的证据。”老张颤抖着拿出一个红色的笔记本，“当年我被赵天成威胁，不得不辞职，这些记录我藏了三十年，就是盼着有一天能重见天日。”
会议记录里，详细记录了1994年6月至10月期间的五次工会会议内容，其中多次提到“职工情绪激动，要求与厂方对话”“厂方拒绝回应，派保安驱散职工”等内容，最后一次会议记录的日期是1994年10月15日，也就是张大海遇害的前一天，上面写着：“明日将组织职工到市政府请愿，要求查处厂方贪腐行为。”
这份会议记录，成为了赵天成打压维权职工、阻止真相曝光的直接证据，也为张大海遇害案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现在，所有的线索都串联起来了。”林墨说道，“赵天成之所以杀害张大海、打压工会，就是为了阻止职工们的请愿行动，掩盖他的贪腐罪行。”
夕阳西下，活动室里的居民渐渐散去，但取证点的灯光依然亮着。林墨和陈野看着桌上厚厚的证据和调查表，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他们知道，这些尘封了三十年的契约、照片、记录，不仅是居民们的回忆，更是揭露真相、捍卫正义的武器。而随着“全民作证”的态势越来越强，赵天成的末日，已经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