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在积灰的铁皮柜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墨蹲在地上，指尖划过柜门上锈蚀的编号，指腹沾着一层混合着霉味的灰尘。他们在工厂改制文件的附件里发现了那张泛黄的合影，如今，检索这三个名字——王秀兰、张卫国、李建国，成了唯一的突破口。
“档案室的分类太乱了，”陈野站在文件架旁，手里翻着一本破损的索引册，纸页脆得一折就裂，“改制前的职工档案分了三大类：行政岗、生产岗、后勤岗，可这三个人连具体岗位都没标注，只能挨个翻。”
林墨点点头，抬手擦掉额角的汗。这间档案室位于老厂区办公楼的顶层，窗户密封不严，夏末的热浪裹着楼下杂草的气息涌进来，让人胸闷气短。她负责的是生产岗档案柜，已经翻了三个小时，指尖被纸张边缘割得发疼，眼前全是密密麻麻的字迹和模糊的印章。
“等等，”林墨突然停住，从一叠1998年的职工登记表里抽出一张，“这里有个张卫国！”
陈野立刻凑过来，两人的影子叠在那张泛黄的纸上。登记表上的照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眉眼英挺，穿着蓝色工装，右下角盖着“红星化工厂生产科”的红章。“出生日期1972年，籍贯临市，”林墨念着信息，“入职时间1993年，离职时间2001年——正好是工厂改制后一年。”
陈野拿出手机拍下信息：“地址是临市郊区的红星村，这个地址应该还能用。”他顿了顿，又翻了翻登记表背面，“家庭成员栏写着妻子王秀兰，1973年生，同厂职工。”
“两人是夫妻？”林墨眼睛一亮，“那王秀兰的档案应该也在生产岗。”
果然，没过多久，他们就在相邻的档案盒里找到了王秀兰的登记表。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笑容温婉，岗位是生产科检验员，与张卫国同年入职，2001年一同离职，家庭住址完全一致。
“两个找到了，还差李建国。”陈野揉了揉发酸的肩膀，“行政岗和后勤岗我都翻了一半，没看到这个名字。”
林墨皱起眉：“会不会是笔名或者曾用名？”她想起合影背后的签名，李建国的字迹遒劲有力，和登记表上张卫国、王秀兰的字迹风格迥异。
“有可能，”陈野点点头，“或者他是临时工？当时很多工厂会招临时工，档案可能不存放在正式档案库里。”
他们又花了两个小时，把剩下的档案全部翻了一遍，甚至查阅了改制前的临时工登记册，始终没有找到符合“李建国”这个名字的相关记录。档案室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夕阳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
“难道他根本不是工厂正式员工？”林墨坐在地上，看着堆在身边的档案盒，有些泄气，“或者合影上的名字是假的？”
陈野靠在铁皮柜上，点燃一支烟，又很快掐灭——档案室禁止吸烟。“不会，张卫国和王秀兰的名字是真实的，李建国没理由造假。”他思索着，“可能他的档案在改制时遗失了，或者被单独存放了。”
他起身走到档案室门口，找到了管理员老张。老张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工厂工作了四十多年，见证了工厂的兴衰。“张师傅，请问您还记得李建国这个人吗？”陈野递过去一支烟。
老张接过烟，夹在耳朵上，眯着眼睛回忆：“李建国？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哦，好像是生产科的技术员，挺有才华的，就是性子有点孤僻。”
“那您知道他的档案在哪里吗？我们找了半天没找到。”林墨问道。
老张叹了口气：“2001年改制的时候，乱得很，很多档案都弄丢了。尤其是技术员和行政岗的一些档案，当时被一个姓刘的领导带走了，说是要单独保管，后来就没下落了。”他顿了顿，“那个李建国，我记得他2000年就离职了，比张卫国他们早一年，可能档案早就被提走了。”
“2000年离职？”林墨心里一动，“为什么提前离职？”
“不清楚，”老张摇摇头，“好像是家里出了点事，具体的我也忘了。那时候工厂效益不好，天天有人离职，很正常。”
从档案室出来，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老厂区的路灯昏黄，照亮了布满杂草的小路，风吹过空荡的厂房，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呜咽。
“先去临市找张卫国和王秀兰，”陈野说道，“他们和李建国是同事，又是合影上的人，肯定知道他的下落。”
林墨点点头，拿出手机查了查路线：“临市红星村离这里有三个小时车程，明天一早出发。”
第二天清晨，他们驱车前往临市。红星村位于临市郊区，是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按照档案上的地址，他们找到了一栋老旧的二层小楼，院墙爬满了牵牛花，门口拴着一条黄狗。
陈野敲了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打开，一个穿着碎花衬衫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眼神警惕：“你们找谁？”
“请问是王秀兰女士吗？”林墨温和地问道，“我们是市文化馆的，正在做红星化工厂的历史整理工作，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王秀兰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语气冷淡：“我不认识什么红星化工厂，你们找错人了。”说完就要关门。
陈野立刻上前一步，挡住门：“王女士，我们看到了您1993年到2001年在红星化工厂工作的档案，还找到了您和张卫国、李建国三位的合影。”
听到“李建国”三个字，王秀兰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她沉默了几秒，然后打开门，侧身让他们进来：“进来再说吧，别让邻居看到。”
院子里种着几棵果树，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王秀兰把他们领进客厅，客厅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男人正是档案里的张卫国，身边站着王秀兰，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
“张卫国呢？”陈野环顾四周，没看到男人的身影。
王秀兰给他们倒了两杯白开水，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双手紧紧攥着衣角：“他……他出去打工了，常年不在家。”
“我们找你们，主要是想了解李建国的情况。”林墨拿出手机，调出那张合影，“这张照片是1998年拍的，当时你们三个人在工厂关系很好吧？”
王秀兰看着照片，眼神变得复杂，有怀念，有恐惧，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悲伤。“我们是挺好的同事，”她轻声说道，“那时候工厂效益不错，我们三个都在生产科，经常一起加班，一起吃饭。”
“李建国是个什么样的人？”陈野问道，“我们查阅了工厂档案，没找到他的相关记录，只知道他2000年就离职了。”
提到李建国的离职，王秀兰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技术特别好，厂里的很多设备都是他负责维护的。2000年的时候，厂里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个反应釜爆炸，死了两个人，伤了五个。”
林墨和陈野对视一眼，他们查过工厂的安全记录，并没有这起事故的相关记载。
“那起事故被压下来了，”王秀兰像是看穿了他们的心思，“当时厂里正准备改制，怕影响招商引资，就把事情瞒了下来。李建国是那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人——不是因为他操作失误，而是因为他提前发现了反应釜的安全隐患，上报给了领导，但领导为了赶工期，没当回事。”
她顿了顿，抹了抹眼角的泪水：“事故发生后，李建国很自责，觉得是自己没坚持到底，才导致了悲剧。领导又想让他背黑锅，他不愿意，就主动辞了职，然后就离开了临市，再也没联系过我们。”
“他没说要去哪里吗？”林墨追问道。
王秀兰摇了摇头：“他走得很突然，只给我们留了一封信，说要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信里没写地址，也没留电话。”
“那封信还在吗？”陈野问道。
“在，”王秀兰起身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泛黄的信封出来，“我一直保存着，总觉得他还会回来。”
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地址，只有“致卫国、秀兰”几个字，字迹和合影背后李建国的签名一模一样。林墨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整齐的信纸，纸张已经有些破损。
“卫国，秀兰，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临市了。”林墨轻声念着，“事故发生后，我每天都活在愧疚里，那些死去的工友的脸，总在我眼前浮现。领导让我背黑锅，我不能接受，可我也无力改变什么。工厂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我留在这里，只会更痛苦。我要去南方，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做点小生意，了此残生。你们不用找我，也不用惦记我，祝你们幸福。——李建国，2000年8月15日。”
念完信，客厅里一片沉默。林墨看着信纸上潦草的字迹，能感受到李建国当时的绝望和无奈。
“他说去了南方，”陈野皱起眉，“南方那么大，怎么找？”
王秀兰叹了口气：“这些年，我们也托人打听过去，可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他在广州开了家小饭馆，也有人说他去了深圳，具体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林墨突然想起什么：“照片上还有一个细节，李建国的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梅花牌手表，信里有没有提到相关的线索？”
王秀兰想了想：“他确实有块梅花表，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一直戴着。信里没提手表的事，但他说过，那块表对他很重要，就算再难，也不会卖掉。”
陈野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梅花牌手表的相关信息：“这种手表在90年代很流行，现在已经停产了，但二手市场还有交易。如果他真的一直在戴，或许能通过手表找到一些线索。”
林墨点点头，又看向王秀兰：“您还记得李建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者朋友吗？比如喜欢去什么地方，或者和谁关系特别好？”
“他性子孤僻，没什么朋友，”王秀兰回忆道，“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尤其是侦探小说。他还喜欢去临市的图书馆，每个周末都去。”
“图书馆？”陈野眼睛一亮，“或许图书馆有他的借阅记录，能找到一些线索。”
他们谢过王秀兰，留下了联系方式，约定如果有李建国的消息及时沟通。离开红星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车子行驶在乡间小路上，林墨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五味杂陈。
“张卫国真的出去打工了吗？”林墨突然问道，“我总觉得王秀兰的眼神有些躲闪，好像在隐瞒什么。”
陈野握着方向盘，若有所思：“有可能，她提到事故的时候，情绪很激动，提到李建国的下落时，又有些含糊其辞。或许张卫国知道更多事情，只是不方便说。”
“还有李建国的档案，”林墨补充道，“管理员说被姓刘的领导带走了，这个姓刘的领导是谁？他为什么要单独保管李建国的档案？”
陈野叹了口气：“问题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有两个方向，一是去临市图书馆查李建国的借阅记录，二是找到那个姓刘的领导，问清楚档案的下落。”
林墨拿出笔记本，记下这两个方向：“先去图书馆吧，借阅记录可能更容易找到线索。”
车子拐上国道，朝着临市市区驶去。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山峦轮廓分明。林墨看着手中的信纸，李建国的字迹仿佛在眼前跳动，她有种预感，这个消失了二十年的男人，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但她也隐隐有些不安，从档案检索到初步接触，每一步都充满了阻碍，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阻止他们接近真相。那个被压下来的事故，李建国的突然离职，消失的档案，这一切背后，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临市图书馆位于市中心，是一栋老旧的三层建筑。他们找到借阅部的管理员，说明来意后，管理员帮忙调取了2000年以前的借阅记录。
“李建国，1970年生，”管理员在电脑上输入信息，“这里有他的借阅记录，从1993年到2000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借阅记录，主要是侦探小说和机械工程类书籍。”
“最后一次借阅是什么时候？”陈野问道。
“2000年8月10日，”管理员说道，“借阅了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和一本《机械设计基础》，归还日期是8月14日——也就是他写信离开的前一天。”
“借阅记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林墨问道。
管理员摇了摇头：“那时候的借阅卡只登记姓名、出生日期和住址，没有电话。住址就是红星化工厂的宿舍地址。”
他们让管理员打印出李建国的借阅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几十本书的名字和借阅日期。林墨翻看着记录，发现他借阅的侦探小说大多是悬疑推理类，而机械工程类书籍则涵盖了设备维护、故障排查等内容，这和他在工厂的技术员身份相符。
“你看这里，”陈野指着其中一条记录，“1999年7月，他借阅了一本《化工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手册》，归还日期是1999年8月，正好是事故发生前一年。”
林墨心中一凛：“也就是说，他早就开始关注设备安全问题了，只是领导没重视。”
管理员突然说道：“对了，这个李建国，我有点印象。他每次来都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看书，有时候会和图书馆的老馆长聊几句。老馆长退休前是教机械工程的，可能和他有共同语言。”
“老馆长现在在哪里？”陈野立刻问道。
“退休后就搬到儿子家去了，住在市南区的阳光小区，”管理员说道，“我这里有他的电话，你们可以联系一下。”
拿到老馆长的电话，林墨立刻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通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喂，哪位？”
“您好，请问是张馆长吗？”林墨问道，“我们是来了解李建国的情况的，他是您以前的读者。”
听到“李建国”这个名字，老馆长沉默了几秒：“你们找他做什么？”
“我们在做红星化工厂的历史整理工作，想找到他了解一些过去的事情，”林墨说道。
老馆长叹了口气：“他是个好孩子，可惜了。我知道他在哪里，你们过来吧，我慢慢告诉你们。”
挂了电话，林墨和陈野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喜。他们立刻驱车前往阳光小区，心中充满了期待——困扰他们多日的谜团，终于要解开了。
阳光小区是个老旧的小区，绿树成荫，环境清幽。他们按照地址找到了老馆长的家，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戴着眼镜，精神矍铄。
“请进，”老馆长侧身让他们进来，客厅里摆满了书籍，书架上还放着一些机械工程类的专业书籍。
“谢谢张馆长，”林墨说道，“麻烦您特意等我们。”
老馆长给他们倒了茶，坐在沙发上：“我和建国认识很多年了，他是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对机械工程很有研究，就是太耿直了。”
“您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陈野迫不及待地问道。
老馆长点点头：“他离开临市后，去了广州，开了一家小型机械维修店。我们一直有联系，他每年都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
“那他现在的地址是？”林墨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老馆长起身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铁盒出来，里面装着一叠明信片。他抽出最新的一张，递给林墨：“这是他今年寄来的，地址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个小巷子。”
林墨看着明信片上的地址，心中一阵激动。明信片上的字迹还是那么遒劲有力，右上角画着一个小小的梅花图案，应该是代表他那块手表。
“他为什么不和以前的同事联系？”陈野问道。
“他心里有坎，”老馆长叹了口气，“事故发生后，他一直自责，觉得没脸见人。而且他知道工厂的一些内幕，怕被人报复，所以一直隐姓埋名，很少和过去的人接触。”
“什么内幕？”林墨敏锐地抓住了关键。
老馆长沉默了片刻，说道：“他曾经跟我说过，工厂的反应釜早就存在安全隐患，领导为了节省成本，一直拖着不维修。事故发生后，不仅压下了消息，还把责任推到他身上，甚至威胁他，如果敢说出去，就对他家人不利。”
“所以他才被迫离职？”陈野皱起眉。
“是的，”老馆长说道，“他走的时候，心里很不甘心，但又没办法。这些年，他一直在收集工厂的黑料，想为那些死去的工友讨个公道。”
林墨和陈野心中一震，原来李建国的离开，不仅仅是因为自责，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那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林墨问道。
“挺好的，”老馆长笑了笑，“维修店的生意不错，他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一个女儿，今年已经上高中了。”
他们谢过老馆长，拿到了李建国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离开阳光小区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照亮了街道。
“终于找到他了，”林墨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
陈野点点头：“明天我们就去广州，找到李建国，把事情问清楚。”
车子行驶在城市的街道上，林墨看着手中的明信片，心中充满了期待。她知道，找到李建国，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们还要面对更多的挑战。但她相信，只要坚持下去，真相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而此时，远在广州的一间小维修店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修理一台老旧的机床。他的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磨损严重的梅花牌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正指向深夜十一点。他抬起头，看向窗外的月光，眼神中带着一丝怀念，还有一丝坚定。
他知道，那些尘封的往事，终究会被揭开，而他，也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包袱，为死去的工友讨回公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