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我们讲了对古代天子的称号，这一集我们讲对古代贵族的称号。
先讲地位比较高的贵族：
仅次于天子的贵族，比如诸侯，我们上面已经讲了一部分，比如庙号、谥号。
其他高级贵族除了有谥号外，还有死后称号升级的现象，以及家族氏号的选择，这里的“氏”，是姓氏的“氏”。
霸主晋文公曾经在周天子面前，请求自己死后用天子之礼下葬，却被周天子拒绝了。
后世有很多王级别的人物，在世时并没有当过皇帝，但死后却以天子之礼安葬，称号也上升到了天子级别。
比如，唐玄宗给逝世的兄长上“让皇帝”的称号；历代旁支继承大统后，也会给自己逝去的生父上皇帝的尊号。
有样学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君本身并不是公爵，但我们的史料中都称他们为“某某公”。
比如秦穆公、陈灵公、齐桓公等等，这些大多是“死者为大”的体现，他们死后以公爵之礼安葬，或以“公”为尊称。
后来，这一惯例干脆推广到了活人身上。
最初，只有子爵爵位的人会被称为“某某子”，比如赵襄子、季康子等等。
到了后来，“子”逐渐成为了对有本事之人的尊称，比如把孔丘称为孔子，把韩非称为韩非子等。
即使到了现代，我们称呼某位于德高望重的老人，也习惯称呼其为陈公、张公等等。
还有“公子”一词，在周朝早期，只有公爵国君的儿子，才能被称为公子，无论年龄大小，即便已经六十多岁也不例外。
后来，凡是国君的儿子在外都被称为公子。
比如晋文公周游列国时，虽然已经几十岁了，仍然被称为晋公子。
唐宋以后，这一称谓也成为了一种尊称，凡是年轻小生，无论家世如何，都一律被尊称为公子。
如今你去江浙沪一带，会发现所有人都会被称为老板。
去参加行业会议，即使你只是个小销售员，也会被称为李总、张总等等。
这要是放在30年前的农业社会，“老板”“张总”这类称呼，肯定是某企业一二把手的专属称呼。
高级贵族的称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氏号的选择，这和天子的年号一样，当事人在世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择。
一般情况下，对于有封地的贵族，比如诸侯、卿大夫，他们会用自己的封地作为自己的氏号。
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周公旦，通常称其为周旦；鲁国国君名叫申，我们就称他为鲁申。
晋国将大夫“万”封在“韩”这个地方，万和他的后代就以“韩”为氏，因此万又被称为韩万（春秋韩氏，战国韩国的先祖）。
以封地为氏，是最初氏号的来源，也是最纯正、最荣耀的氏号。
氏是体现社会地位的，土地在古代是第一生产资料，这种以封地为氏的方式，是最高级的氏号选择。
高级贵族传至三代以后，就会被移出原来的氏号体系。
这样一来，就会有一些贵族没有了封地，这种情况下，他们会用最能体现自己家族荣耀的称号作为氏号。
比如，选择七代以内最荣耀祖先的相关字号，或者从事过的荣耀职业等。
例如，祖上有当过司马这种大官的，就以“司马”为氏。
孔子是商王的后裔，在他七世以内的祖先中，官位和名气最大的，就是宋国的国防部长孔父嘉。
孔父嘉在当时是国际间赫赫有名的人物。
到了孔子爷爷那一代，他们家族开始衰败，于是就以孔父嘉的“孔”为氏。
从此以后，孔子的爷爷以及孔家的后人，无论走到哪里，大家一看他们的氏为“孔”，就知道他们是孔父嘉的后裔。
氏号除了能凸显地位和家族荣耀外，还和汉字数量有限、避免重名有关，在重名的情况下，能进一步凸显自己的地位。
比如，周朝时期汉字数量更少，你读历史就会发现，各国的国君或贵族，或多或少都有重名的情况。
比如名叫“郑”的，就有好几个。
同一时代的周襄王和郑卫公，都姓姬，都叫郑，更何况还有很多没有记载的小诸侯国君及大夫，估计也有不少叫郑的。
如果大家在一起开会，都是周文王的后裔，都姓姬，你不可能在现场点名时喊“小姬郑”“大姬郑”吧。
当然，先秦时期男子不称姓，我在这里只是做个比喻。
但这几个同名且叫郑的人，分别来自鲁国和晋国，那就按照他们的氏来称呼即可。
叫他们鲁郑、晋郑，既可以区分他们作为自然人的身份，也能立马体现出他们的荣耀和贵贱。
前几年，网上经常出现某某大型商业中心开业，条幅上都写着“马云、王健林贺”。
刚开始，很多人真以为是首富们去祝贺这个小商业中心开业，佩服这个小商业中心的老板有面子。
不久大家才反应过来，其实所谓的“马云”“王健林”，都只是当地普通的小商人，和首富重名而已。
如果按照周朝的习惯，最能体现马云和王健林二位首富荣耀地位的，是他们的“封地”或“官职”——“阿里”和“万达”，当然这里的“封地”或“官职”是打上引号的。
这二位出去参加社会活动，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阿里”和“万达”，大家看到或听到“阿里马云”“万达王健林”，就知道指的是这二位首富，而非其他同名的马云或王健林了。
总之，关于古人的称谓非常繁杂，以上我只讲了几种常见的情况。
至于古人的其他称号，我就不在这里长篇大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