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记载大事，很少突然造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生词，尤其是在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
咱们汉语中“共和”这一词的最早出处，就来自《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或许是司马迁看到汉代古籍中有“共和元年”“共和十四年”等字样，又看到周公和召公在共和这十几年间出镜率比较高，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其实，在共和摄政称王的时期，只是依靠这二位来维持天下的局面而已。
再说这个“共和”，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都有“共和元年”“共和十四年”这样的表述。
而整个西周的史料中，类似的记载有很多，例如“武王三年”“成王七年”“宣王四十六年”等。
按照惯例，“共和十四年”前面的“共和”二字，应该也是行使天子权力的人。
关于“共和”这个人，史料中的记载很少。
我们从他的名称可以推断出，他的封地在“共”这个地方，名字叫“和”。
《系年》称其为“共和伯”，说明他的爵位是伯爵，这符合先秦时期对高级贵族的称谓习惯。
例如，春秋时期称晋文公、秦穆公为晋侯、秦伯；郑庄公的弟弟名叫段，他最后的落脚之地在共这个地方，春秋时期称其为共叔段。
关于史料中对古人的称谓，这是一个大话题，我放在下一期的番外中详细讲解。
因此，综合以上叙述，“共和”二字，就像《竹书纪年》和《系年》所记载的那样，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名称，而非一个新的词汇。
可能又有人会问，你前面举例，比如“宣王四十六年”等西周史料的表述，前面都是天子的称号，那么“共和十四年”前面的“共和”，难道也称王了吗？
我的回答是，他称王了。
可能有人会说，不会吧，因为他不是天子的合法继承人，他最多只是摄政，就如同后世的霍光、多尔衮，或者天子之位暂缺时期的监国，比如元仁宗在他哥哥元武宗即位前所处的位置。
但我要说，说这话的人，持有的是典型的汉代思维，而非周朝的思维。
当然，这种人也包括一些专家，而且还是主流专家。
先秦时期，最高统治者并非像后世那样神圣，王位是可以禅让、可以暂代的。
比如，《竹书纪年》中说伊尹就当过天子，后来太甲年长后，伊尹又把天子之位还给了太甲。
如果说伊尹的这个故事还有些模糊，那么周朝初年摄政的周公旦，的确是称过王的。
当然，主流历史学界仍然认为，周公只是霍光、多尔衮式的人物，只是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摄政，并没有称王。
但根据《国语》和部分出土文献的记载，周公的确称过王，而且经常以天子的口吻发布政令。
这很正常，因为在周朝，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你代替天子摄政，就得有天子的身份，就得称王。
这一点，在周公旦320多年后的子孙——春秋时期记载的鲁国第一位国君鲁隐公身上，就能找到答案。
《春秋》明确记载，鲁惠公去世后，合法继承人鲁桓公年幼，鲁国人只好让他的庶兄鲁息姑摄政。
怎么样，是不是和周公旦的情况一样？鲁息姑不但摄政，而且还当上了国君。
十几年后，他也像自己的祖先周公旦一样，打算退位，把王位让给日益年长的弟弟鲁桓公。
只是后来出现了插曲，公子翚这个小人横空出世，才害死了他。
因此，我可以断定，周公旦和共和伯摄政期间，其实也都称王了，都以王的身份发布政令。
后来的王莽也这样做了。
后世的霍光和多尔衮之所以没有摄政称帝，一是霍光是外姓，如果他是汉昭帝的兄长或叔叔，他摄政称帝的问题也不大。
而到了多尔衮时期，父死子继的制度已经推行了近2000年，早已深入人们的骨髓，因此他只是摄政，没有称帝。
好了，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就古人的称号，做几期番外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