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沈砚去镇司法所打听水电站案的事。所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姓林，翻看了半天档案柜，摇着头说：“沈叔当年的案子大多归档封存了，水电站这个案，我没见过存档，听老一辈说，当年调解得挺顺利，没出什么事啊。”
“顺利？”沈砚拿出那张信纸，“我父亲说‘证据不足，良心难安’，这是什么意思？”
林所长皱起眉，接过信纸看了半天，迟疑道：“这……会不会是沈叔晚年记错了？当年水电站建成后，解决了镇上的用电难题，大家都挺感激他的。”
沈砚没再多问。他知道，镇上的人或许都记得水电站的好处，却忘了那些被掩盖的声音。
他去了水电站旧址，如今这里已改成了水库景区，碧波荡漾，游人三三两两。只有岸边的一块石碑，刻着“青川水电站，始建于二十年秋”，落款处，有父亲的签名。
沈砚沿着岸边散步，雾气又起了，渐渐遮住了水面。一个穿着蓝布衫的老人坐在礁石上钓鱼，见他盯着石碑看，开口道：“年轻人，你是来打听水电站的事？”
“您知道些什么？”沈砚走过去。
老人叹了口气，鱼竿垂在水里，一动不动：“当年反对搬迁的是老陈家的独子陈水生，他说那片河谷是陈家的祖地，不能动。沈所长来调解了好几次，都没谈拢。后来有一天，陈水生就不见了，有人说他被施工队的人打了，扔进了河里，也有人说他自己跑了。沈所长那阵子天天往河谷跑，头发都白了不少。”
“我父亲为什么说证据不足？”
“听说沈所长找到了些线索，好像是施工队的人动了手脚，但没人敢出来作证。”老人摇摇头，“那时候水电站是重点工程，谁也不想惹麻烦。陈水生的娘，没过多久就疯了，天天在河边喊儿子的名字，去年也走了。”
沈砚的心沉了下去。他想起父亲遗像旁的那个小木盒，昨天没来得及打开。回到老宅，他在父亲的卧室抽屉里找到了那个盒子，里面装着一本日记和一枚生锈的工牌。
日记的字迹从工整渐渐变得潦草。“水生的事，我没查清楚，是我的错”“他们说我多管闲事，可良心过不去”“案卷里少了关键证词，是谁动了手脚？”……最后一篇日记写在父亲去世前一周：“我好像找到了当年的证人，再去河谷看看，或许能还水生一个公道。”
那枚工牌上刻着“青川水电站施工队，李大海”，边缘有明显的磕碰痕迹。
沈砚拿着工牌，去镇上的老街打听李大海的下落。一位开杂货铺的大妈告诉他，李大海当年是施工队的队长，水电站建成后就离开了青川，听说在邻市开了家建材店。
“不过啊，”大妈压低声音，“前几天我好像看见他了，穿着黑衣服，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事。”
沈砚心里一紧。父亲的死，真的是意外吗？
他当天就动身去了邻市。建材店开在城郊，门面不大，门口堆着些钢筋水泥。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正在算账，正是工牌上的李大海。
见沈砚进来，李大海的眼神闪了一下，语气警惕：“你找谁？买建材？”
“我是沈敬山的儿子，”沈砚拿出工牌，“我想问问二十年前陈水生的事。”
李大海的脸瞬间白了，手里的算盘“啪”地掉在地上：“我不知道！你别胡说！”
“我父亲去世前，一直在查这件事，他找到了证人。”沈砚盯着他的眼睛，“是不是你动了案卷里的证词？陈水生到底怎么了？”
李大海后退一步，声音发颤：“我不知道……当年是上面让这么办的，我只是奉命行事。沈所长当年就查过，没证据……你别再来找我了！”说完，他转身跑进后院，关上了门。
沈砚站在店门口，看着紧闭的大门，心里的迷雾越来越浓。父亲的死，李大海的慌张，二十年前的失踪案，似乎都缠绕在一起，而线索，又指向了青川镇那片被雾气笼罩的河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