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上的微光在清晨六点的熹微晨色中显得格外刺眼。
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
不是垃圾广告，也不是验证码。
内容很短，却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李砚的心上。
“老师，我昨晚差点跳下去，但想起你说‘诗是没说完的话’，我就写了首诗，现在不想死了。”
李砚的呼吸骤然一滞，手指几乎是痉挛般地向下滑动。
短信下方，附着一首四句短诗，字句朴拙，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寒意与绝望。
“楼高不过三丈，心沉已入黄泉。忽忆娘亲面，泪湿半张餐券。”
李砚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回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就在他以为无人接听，准备报警定位时，终于被接通了。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压抑不住的、细碎的啜泣声。
李砚的心揪紧了，但他没有说任何一句“别哭”或者“想开点”的废话。
他的声音放得极轻，像怕惊扰一只受伤的雏鸟。
“同学，你好。你的诗……我收到了，写得很好。”
那头的啜泣声停顿了一秒。
“你愿意……把它念给我听一遍吗？”李砚轻声问。
沉默。
长久的沉默后，一个沙哑的、带着浓重鼻音的女孩声音断断续续地响了起来。
“楼……楼高不过三丈……心……心沉已入黄泉……”
她念得很慢，仿佛每个字都耗尽了全身的力气。
当念到最后一句“泪湿半张餐券”时，女孩终于彻底崩溃，放声大哭。
那是积攒了无数个日夜的委屈与痛苦，在这一刻找到了唯一的宣泄口。
李砚静静地听着，任由那哭声穿透听筒，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从女孩断续的哭诉中，拼凑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故事：职校生，单亲家庭，常年忍受母亲酒后的打骂，那半张餐券，是母亲唯一一次清醒时，塞给她让她去吃顿好的凭证。
通话持续了四十七分钟。
结束时，女孩的声音虽然依旧疲惫，却奇迹般地平稳了下来。
她说：“老师，谢谢你。我好像……把心里的石头，搬出来了一块。”
挂断电话，李砚靠在墙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浊气。
清晨的冷风灌入肺里，他却觉得浑身滚烫。
口袋里，阿灰的低语适时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震动：“主人，此诗引动‘诗骨淬炼’深层共鸣，以绝望映照求生，功德值+500！境界已突破至‘渐入’！”
面板上，功德值从300一跃跳到800。
一股清凉的气流瞬间流遍四肢百骸，李砚只觉得脑海中那些模糊的诗词感悟，在这一刻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诗不能当饭吃？
可它能救命。
同一时间，苏绾正坐在电脑前，眼圈泛红。
她已经一夜未眠。
屏幕上，“少年诗心”后台的数据分析图表触目惊心。
近一周内，“深夜投稿”（晚11点至凌晨4点）的占比，从原本的22%激增到了68%。
她用程序抓取了高频词，排在最前面的三个，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父母”、“成绩”、“没人懂”。
一种强烈的不安攫住了她。
她立刻联系了相熟的市心理辅导站的王老师，以学术研究的名义，申请调阅近期的匿名青少年危机干预记录。
当加密文件传来时，苏绾的心沉了下去。
记录中，超过十五名有自伤或轻生念头的学生，在与咨询师的对话中，不约而同地主动提及——“我给他/她们写过诗”、“我把想说的话写下来了”。
诗歌，在这些被数据和分数淹没的孩子生命里，竟成了最后一块浮木。
苏绾双手颤抖地敲击着键盘，一份名为《诗歌作为青少年情绪出口的实证研究报告》的文档在几个小时内迅速成型。
她引经据典，数据详实，逻辑严谨。
在点击发送给市教育局公开邮箱的前一秒，她忽然停住了。
她犹豫片刻，在报告的结尾，郑重地加上了一句备注：“鉴于此现象，建议在全市中学，试点设立‘校园诗疗角’，为学生提供一个被看见、被倾听的安全空间。”
这一次，她不再是被动守护，而是主动出击。
夜色深沉，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废墟外。
大壮带着传灯社的几个核心成员，从车上搬下十几罐荧光涂料。
白天，他们得知这里的“诗墙”被校方以“影响市容”为由，用高压水枪强行冲刷，最后连墙都推倒了。
“动手！”大壮一声低喝。
黑暗中，一道道身影在断壁残垣间穿梭。
他们没有愤怒的口号，只有沉默而决绝的行动。
他们对照着手机里早已备份的照片，用荧光涂料，将那些被撕毁、被冲刷的诗句，一笔一划，重新写在废墟之上。
“我想要一双不漏水的鞋，走去我妈说的春天里。”
“爸爸的肩膀，是工地最高的塔吊。”
“同桌分了我半个馒头，比作文里的太阳还暖。”
他们不仅重写了诗，更在每句诗的旁边，用鲜红的涂料配上了一句注解。
“——这不是涂鸦，这是一个孩子第一次说出‘我想活着’。”
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亮这片废墟时，路过的市民全都惊呆了。
那些在夜晚会发出幽幽光芒的诗句，在白天看来，更像是一道道刻在城市伤疤上的血痕。
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有人驻足默读，更有人认出其中一句，正是前几天在抖音上短暂火过的短视频《妈妈打我那天，我学会了押韵》里的句子。
城管很快赶到现场，试图清理。
可他们绝望地发现，这种特制的工业涂料，混入了固化剂，早已和水泥砖石融为一体，根本无法清除。
大壮站在不远处，开着直播，面对镜头里成千上万的观众，他只说了一句话：
“有些字，刻进地里了，就不再是字，是证词。”
《墨衣录》的编辑部灯火通明。
老章掐灭了第三个烟头，将一篇稿件的标题改了又改，最后定格为——《一首诗救了一个孩子》。
他以李砚收到的那条短信作为开篇，用最冷静的笔触，采访了七位曾通过写诗走出心理困境的学生。
文中，他一字不改地引用了一位父亲的原话：“我总骂他写那些没用的东西是在浪费时间，看完他那首关于我的诗，我才第一次听懂，我儿子原来那么累。”
文章的末尾，没有激昂的呼吁，只有一个二维码，链接指向一个全国性的公益心理咨询平台。
两天后，平台后台负责人亲自致电老章，声音激动得发抖：“章老师，我们平台两天内新增注册专业咨询师一百二十七人！很多人留言说，看了您的文章，也想学点诗，好能听得懂现在孩子们的心事！”
市电视台，审片室。
李记者正为了他的纪录片第二季终章，和制片人争得面红耳赤。
争议的焦点，是一段三分钟的画面：一名患有严重自闭症的男孩，在李砚的鼓励下，用气音般微弱的声音，念出自己写的两句诗。
“风不来，花不开。”
“我开口，你过来。”
画面里，男孩念完，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向镜头外的李砚。
李砚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男孩笑了，那是他入学三年来第一次笑。
“这段必须剪掉！”制片人斩钉截铁，“这算诗吗？毫无韵律，逻辑不通！播出去会拉低我们节目的专业水准！”
李记者死死盯着屏幕，反问：“如果不算诗，为什么我们剪辑的时候，在场五个人，全哭了？”
制片人哑口无言。
最终版本播出当晚，微博热搜前十，有三条与此相关。
#原来诗可以救人#
#请让孩子写真话#
#我们欠真诚一句道歉#
周五，放学前最后一节课。
李砚再次站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医院诊断书的复印件。
是那个职校女生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急需手术，而那个本就破碎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费用。
班级群里，已经有同学自发地在起草募捐倡议书了。
李砚却摇了摇头，制止了他们。
“今天，我们不捐钱。”
全班同学愕然地看着他。
他缓缓转身，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今天的“作业”标题。
“为她写一首活下来的诗。”
教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片刻之后，笔尖与纸张摩擦的沙沙声，汇成了一片静谧而磅礴的海洋。
当晚，“少年诗心”公众号发布了一篇专题文章——《三百颗心，共写一首命》。
文中集结了所有为女孩写的诗，并附上了一个由全班同学集体朗诵的音频。
次日上午，一个电话打到了李砚的手机上。
对方自称是本地一家知名基金会的负责人。
“李老师，我们看到了那篇文章，深受触动。经董事会紧急商议，我们决定以‘诗歌公益计划’的名义，全额资助这位母亲的治疗费用。因为我们相信，一个能让孩子写出求生诗句的社会，也应该给予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李砚挂断电话，望向窗外灿烂的晨光，眼眶温热。
耳边，传来阿灰前所未有的轻柔低语：“主人，众生愿力汇聚，功德值已达1800，距‘大成’境界仅差200。但这一次，是你自己点燃了火。”
李砚并不知道，几乎在基金会电话打来的同一时间，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正悄然驶入省教育厅大院。
一名秘书模样的年轻人快步走进主楼深处的一间办公室，将一份紧急汇总的舆情报告轻轻放在宽大的办公桌上。
报告的封面上，用红色加粗字体标注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关于“江城诗歌现象”的初步研判与建议》。
办公桌后，一位面容儒雅、两鬓微霜的领导推了推眼镜，拿起报告，只翻了两页，便抬头看向窗外，目光深邃，仿佛穿透了重重楼宇，落在了遥远的江城。
他沉默良久，拿起桌上的红色内线电话，沉声说道：“通知下去，准备开会。议题……就叫‘这阵风，是该引，还是该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