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方律师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对林森和周雨的证词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他不再纠缠于行为本身，而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证词的根基——其客观性与关联性。
“反对！审判长，我再次强烈反对！”辩方律师几乎是在林森话音刚落后就站了起来，声音里充满了被冒犯的义正辞严，“这位证人，以及刚才那位年轻的服务员，他们所有的陈述——‘不太寻常’、‘脸色苍白’、‘紧张’、‘坐立不安’——这些都只是他们个人的、主观的感受和猜测！”
他转向陪审团，摊开双手，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各位陪审员，我们是在庄严的法庭之上，决定一个人是否犯下谋杀重罪！我们需要的，是确凿的、客观的、经得起检验的证据！而不是依靠某个人觉得‘不太寻常’，或者看到别人‘脸色发白’就来定案！如果这样就可以定罪，那法律的严谨性和公正性何在？！难道我们未来的司法，要依靠证人的‘自由心证’吗？”
他的话语极具煽动性，成功地勾起了陪审团成员对司法严谨性的本能维护，不少人微微颔首。
接着，他将火力集中到了周雨那句关键的证词上。
“还有那位周雨小姐听到的——‘时间差不多了，确认一下状态’。”辩方律师模仿着周雨的语气，带着一丝夸张的嘲弄，“多么模糊的一句话！公诉方就想凭借这句没头没尾的话，将我的当事人与一桩谋杀案强行捆绑在一起？”
他走到法庭中央，仿佛在表演一场独角戏：“‘时间差不多了’——什么时间？是球赛开场的时间？是电影开演的时间？还是……家里煲的汤火候差不多了的时间？‘确认一下状态’——确认什么状态？是确认汤的咸淡？是确认红烧肉有没有收汁？还是确认一下远在家里的宠物狗有没有乖乖睡觉？”
他列举的这些平凡无奇的日常可能性，与控方试图描绘的谋杀场景形成了荒诞而鲜明的对比，引得旁听席上甚至传来几声压抑的低笑。
“这一切，都只是推测！”辩方律师猛地收住脚步，声音斩钉截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当时谈论的事情与林晚星女士、与808室、与所谓的‘谋杀’有任何直接关联！我的当事人承认了吗？没有！有录音录像吗？没有！所有的关联，都是公诉方和这位证人小姐，凭借想象力强加上去的！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是对我的当事人极其不公的污蔑！”
这一连串的质问，如同重锤，一下下敲打在控方的证据链条上。周雨在证人席上不安地扭动着身体，脸色涨红，她毕竟年轻，面对如此犀利的质疑和几乎是被当众嘲讽，显得有些无措和委屈。
检察官面色凝重。他知道辩方律师正在利用司法程序对证据严谨性的要求，试图将这些关键的、带有指向性的环境证据和证人感知全部排除在外。他必须找到一个方法，让陪审团相信，这些“直觉”和“感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异常情况的敏锐捕捉，是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
“审判长，”检察官站起身，他的声音依旧沉稳，但语速稍快，显示出他内心的紧迫，“辩方律师试图将一切非直接、非定量的观察都斥为‘主观臆测’，这是对证据种类的片面理解。证人的感官观察和直觉判断，同样是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揭示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方面。”
他走到周雨面前，语气温和了一些：“周雨，不要紧张。请你告诉法庭，你当时为什么会觉得那句话‘怪怪的’？为什么会对这句话留下印象？”
周雨抬起头，看了一眼检察官，又飞快地瞄了一眼被告席上面无表情的胡青伟和旁边紧张兮兮的苏成峰，鼓起勇气说：“因为……因为他们俩当时的气氛根本就不像在聊家常或者看球赛。胡先生一直很……很低气压，苏先生又很害怕的样子。那句话……胡先生说的时候声音很低，很平静，但就是让人感觉……很认真，很关键。不像是在说汤或者狗……”
她努力寻找着词汇，带着艺术生特有的对氛围的敏感：“就好像……就好像导演在片场，对着对讲机说‘各部门准备，action’的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一切准备就绪，要开始干一件‘正事’了的感觉！”
“反对！”辩方律师立刻喊道，“证人又在进行毫无根据的比喻和推测！”
“反对有效，”审判长警告地看了周雨一眼，“证人，请只陈述你听到和看到的事实，不要加入个人比喻和感受。”
周雨瑟缩了一下，闭上了嘴。
检察官知道，不能再依赖周雨的感觉了。他必须引入更坚实的证据来支撑这种“直觉”。他请求法庭再次展示周雨当时在酒吧偷偷画下的那张速写。
当那张炭笔速写被放大在投影屏幕上时，法庭再次安静下来。简洁的线条，精准地抓住了胡青伟的冰冷专注和苏成峰的卑微紧张，那种强烈的不协调感和主从关系，直观地冲击着每个人的视觉。
“各位陪审员，”检察官指着屏幕上的画，“语言或许会模糊，感受或许会被质疑。但这幅画，是客观存在的。它捕捉到的瞬间神态和人物关系，与林森先生关于‘气压低’、‘紧张’的描述，与周雨关于‘怪怪的’、‘感觉关键’的直觉，相互印证。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陪审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智商的、善于伪装的罪犯。他不会把‘我要去杀人了’写在脸上。但是，再精密的伪装，也难免会流露出细微的破绽。这些破绽，可能是一个眼神，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一句在特定语境下显得突兀的话语。而捕捉这些破绽，正是证人证言的价值所在！”
“辩方律师要求我们提供胡青伟亲口承认的录音，要求我们提供他换药的直接录像。”检察官的声音带着一丝冷峻的嘲讽，“如果罪犯都如此‘配合’地留下直接证据，那世界上就没有悬案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主观’、实则相互关联、指向一致的环境证据、行为证据和证人感知，我们才能穿透迷雾，还原真相！”
他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的胡青伟：“被告人可以利用他的智商和法律知识，保持沉默，拒绝承认。但客观存在的行为轨迹，他人真实的观感，以及这些证据之间形成的、无法用巧合来解释的内在逻辑，都在无声地指认着他！”
检察官的这番话，将辩方律师对“主观臆测”的攻击，巧妙地转化为对“间接证据体系”和“罪犯行为心理”的阐述。他承认这些证据并非刀刀见血，但它们如同无数细丝，共同编织成了一张让凶手无所遁形的大网。
艺术的直觉，或许无法单独定罪，但它为冰冷的证据链注入了人性的温度和洞察力，指引着追寻真相的方向。
陪审团成员们的脸上露出了深思的表情。他们开始明白，这场审判，不仅仅是在核对物证，更是在解读人心，在错综复杂的行为碎片中，拼凑出罪恶的完整图案。
辩方律师的脸色更加难看，他知道，在检察官构建的这套证据体系面前，单纯否定证人感受的策略，效果正在减弱。他需要更强大的武器。而庭审，也即将进入更具决定性的阶段——对核心物证和科学证据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