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北中国赤地千里。京师自春至夏滴雨未降，运河水位仅余浅浅一泓，舟梁搁于黑泥，像被剔净肉的巨骨。朝阳门外，饥民延绵二十里，破锅支在干裂河床上，煮的是草根与尘土。皇城之内，同样焦灼——早朝钟声一响，文武班分列，却人人唇干舌燥，汗透朝服。
左都御史高攀龙当庭奏曰："阉孽遗毒，上干天和；请废内书堂，逐沈砚以谢天公！"声音嘶哑，却如旱雷炸响。年轻的崇祯坐在龙椅上，指节无声摩挲。良久，只淡淡一句："着沈砚赴通州押运赈粮，以功赎过。"这道口谕，像一把钝锯，割得沈砚血肉模糊却无血流下。他知道，自己从权力的锋口被推向深渊边缘。
离京那日，阜成门逆光，铁马风铃哑哑。沈砚回望宫阙，忽觉胸口玉坠重若千钧——"忍"字已被汗沁得发暗。他不确定，忍到何时才是尽头。运河码头，饥民簇拥，婴儿啼哭与老人咳嗽交织成一片。沈砚掀帘下车，热浪裹挟腐臭扑面而来。他心底却是一片冰凉：此行若办砸，人头落地；若办妥，也挡不住"阉祸"的骂名。旱潮之下，人人都是涸辙之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