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人死了以后，有些事还记得吗？”我们院子里的刘老师，逢人就问。
那是前年的清明节前的那几天，具体是哪一天，刘老师讲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注意听，已经记不清了。他说只记得那天的天气有些反常，明明是仲春时节，太阳却挂得有气无力，像一枚褪了色的铜钱，悬在灰蒙蒙的天上。风里没有往常春日的暖意，反而带着一丝能钻进骨头缝里的阴冷。
我的邻居，刘元培老师，就是在那样的天气里，骑着他的那辆旧电动车，回老家扫墓的。
刘老师快六十了，在一所中学教了一辈子语文，是个刻板而严谨的人。他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平日里最爱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就着一壶浓茶，读一读线装本的《论语》。对他而言，清明扫墓不仅仅是一项任务，更是一场维系着家族根脉的庄严仪式。
电动车在乡间水泥路上发出单调的嗡嗡声，路两旁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那片金黄本该是灿烂夺目的，但在那日昏沉的光线下，却显得有些病态，像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混杂着远处山间飘来的、若有若无的纸钱燃烧后的焦糊味。这一切，都让刘老师的心境愈发沉重。
离家越近，他心中的那份乡愁就越发浓烈。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从年少时背着书包的奔跑，到中年时骑着自行车的从容，再到如今骑着电动车的缓慢。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田，都承载着他不同时期的记忆。
快要到村口时，那棵标志性的大柳树遥遥在望。就在这时，刘老师忽然看到前方不远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慢悠悠地走在路中间。那孩子穿着蓝色厚夹克袄，灰色又米老鼠图案的棉裤。他走得很慢，低着头，仿佛在数着脚下的石子。
刘老师放慢了车速，准备按喇叭提醒他让开。可就在他离那孩子只有几米远的时候，小男孩却猛地停下了脚步，抬起头，直勾勾地朝他看了过来。
那张脸见到了刘老师，好像兴奋起来，立刻迎了上来。
刘老师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这小孩想干什么。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那小男孩却先说话了。他的声音很轻，很飘，像风穿过树叶的沙沙声，却异常清晰地传进了刘老师的耳朵里。
“刘元培，你来家了？”
一瞬间，刘老师的火气“噌”地一下就冒了上来。他教了一辈子书，最看重的就是尊卑长幼、礼数规矩。自己都快六十的人了，在村里辈分也不算低，这黄口小儿竟敢直呼自己的大名？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他眉头紧锁，正要开口训斥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转念一想，这是自己的老家，宗族关系盘根错节，辈分这回事，有时候确实和年龄无关。说不定这孩子按族谱算，辈分比自己还大。真要是那样，自己一个当老师的，反而去计较一个孩子的称呼，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了。
想到这里，刘老师心里的火气消了大半，换上了一副长辈的温和口吻，问道：“你是谁家的小孩？你家大人叫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本想套套近乎，顺便提醒一下孩子要懂礼貌。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小男孩接下来说的一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将他浇了个透心凉。
小男孩歪了歪头，那双乌黑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困惑，他用那依旧飘忽的声音说：“你不认识我了吗？咱们两人是老同学啊。”
“老同学？”刘元培老师听了，先是感到一阵荒谬的惊诧，随即忍不住笑了出来，“你这孩子，怎么顺嘴胡说呢？我今年都快六十了，你怎么可能跟我同学？”
他觉得这孩子要么是动画片看多了，在学大人说话，要么就是脑子有点不清楚。他摇了摇头，准备绕过孩子继续赶路。
可那小男孩却再次开口，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我叫胡正强，你忘记了，咱们是初中时的同学。”
“胡正强”这三个字，像三颗生锈的铁钉，狠狠地钉进了刘元培的脑子里。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握着电动车车把的手猛地一紧，自己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冷汗，毫无征兆地从他的额头上渗了出来，顺着脸颊的皱纹滑落，带着一丝冰凉的触感。
胡正强……这个名字，他怎么可能忘记？
这个名字，是他青春记忆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胡正强，确实是他的初中同学，一个坐在他后排，总是很沉默，成绩也不好的男生。刘老师记得，他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他跟着脾气暴躁的爷爷长大。在学校里，他总是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默默地缩在角落里，像一株见不得光的含羞草。
初中毕业没几年，刘老师就听到了关于他的消息。据说是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被他爷爷用最难听的话辱骂了一顿，一时想不开，就在自家那间昏暗的老屋里，用一根粗麻绳，结束了自己短暂而悲惨的生命。一个刚刚十几岁的少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凋零了。
这件事在当时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也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很快就被新的琐事所淹没。只有刘元培，因为曾是他的同学，心里始终存着一份惋惜和愧疚。他时常会想，如果当初自己能主动跟他多说几句话，多关心他一点，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可现在，这个死了三十多年的同学，竟然以一个七八岁孩童的模样，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刘元培老师的大脑一片空白，恐惧像无数只冰冷的小虫，从他的脚底开始，沿着血管，疯狂地爬遍全身。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看天空中的太阳。那枚无力的铜钱依旧挂在那里，周围的环境明亮而真实，油菜花田在风中起伏，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这一切都在告诉他，他没有在做梦，也不是幻觉。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教育了一辈子的老师，他此刻的内心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崩塌和重建。他深吸一口气，那阴冷的空气刺得他肺生疼。他颤抖着声音，问道：“你……你在这里拦着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问出这句话的瞬间，他感觉自己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是的。”小男孩点了点头，那双空洞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祈求。他说：“因为我当时是自杀的，家里的人都不待见我，在下面……没有钱了。今天我看到你来老家了，还带了很多元宝。我想让你送我一点。咱们是老同学，这个事你能帮忙吗？”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我想向你借块橡皮”，但话语的内容，却让刘元培老师如坠冰窟。
“下面”、“没钱了”、“元宝”……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勾勒出了一个他从未敢想象的世界。那个世界，竟然有着和人间一样的规则，一样的困窘。一个死去三十多年的灵魂，竟然会因为“没钱”而向昔日的同学求助。
刘老师看着眼前这个苍白、瘦弱、眼神空洞的“老同学”，心中的恐惧渐渐被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和同情所取代。他想起了这个同学短暂而凄苦的一生，想起了他死时那孤独绝望的处境。如今，他竟还要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忍受着这样的窘迫。
“可以，可以！”刘元培老师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因为激动而显得有些嘶哑，“这点事情，我一定给你办到！一定！”
他承诺得如此迅速，如此恳切，仿佛生怕慢了一秒，眼前这个脆弱的“同学”就会消失不见。
然而，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异变陡生。
那个小男孩，胡正强，听完他的回答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既没有高兴，也没有感激，只是静静地看了刘老师一眼。然后，他转过身，径直朝着路边的田野走去。他没有回头，没有挥手，甚至没有再说一句话。他的步伐依旧缓慢而沉稳，仿佛刚才那场颠覆了刘老师世界观的对话，根本没有发生过。
他就这样走着，瘦小的身影在金黄的油菜花田中穿行。奇怪的是，那比他身高还高的油菜花，竟没有一株因为他的走过而弯折或晃动，他就那么直直地、虚幻地穿了过去。
刘元培老师呆呆地站在原地，目送着那个身影越走越远，最终，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一样，消失在了那片金黄的尽头。
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一动不动。风吹过，撩起他花白的头发，他却浑然不觉。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上面还残留着刚才握紧车把时留下的汗水。他又看了看前方空无一人的道路，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仿佛刚才的一切，真的只是一场幻觉。
可是，额头上未干的冷汗，和心脏依旧无法平息的狂跳，都在提醒他，那不是幻觉。
他骑上车子，但他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一边走一边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心里不禁有些发毛。他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胡正强的鬼魂来找他帮忙吗？
回到村里后，刘老师先去祭拜了祖先。他点燃香烛，摆上供品，虔诚地磕了几个头。然后，他带着一些纸钱和元宝，来到了胡正强的坟前。
刘老师站在坟前，默默地烧着纸钱和元宝。他一边烧一边说：“胡正强，老同学，我来看你了。你放心吧，我给你烧了元宝，你在下面应该不会缺钱花了。希望你能在那边过得好一些。”
火苗“呼”地一下窜了起来，贪婪地吞噬着那些金色的纸钱。红色的火光映照着刘元培老师苍老的脸，他的眼神复杂，有恐惧，有怜悯，也有一种完成了某种使命后的释然。
纸钱和元宝在火焰中卷曲、变黑，最终化为一缕缕灰烬，随风飘散。他看着那些灰烬，在空中打着旋，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仿佛真的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接走了。
从那以后，刘元培老师变了。
他逢人就讲：“我跟你们说个事，你们可能不信。”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他完整地讲述了那个清明前上午的遭遇。他讲得绘声绘色，从天气的诡异，到小男孩的穿着，再到那段颠覆他认知的对话。当他讲到“胡正强”三个字时，他的声音会不自觉地压低，眼神里充满了后怕。当他讲到那个“老同学”向他要钱时，他的脸上又会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同情。
村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有的人面露惊恐，仿佛在听一个真正的鬼故事；有的人则半信半疑，觉得刘老师是不是年纪大了，把梦当成了现实；还有几个年轻的后生，则忍不住低声窃笑，觉得这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怎么也信起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但刘老师不在乎别人的反应，他总是会在讲完所有情节后，停下来，用一种充满困惑和求知欲的眼神看着对方，眉头紧锁，仿佛在思考一个世界上最深奥的哲学命题，然后疑惑地说道：
“你说，人死后，怎么还记得生前的事情呢？”
这个问题，像一根扎在他心头的刺，拔不出来，也弄不明白。他可以接受那天的事实，可以接受另一个世界的规则，但他无法理解记忆的延续。在他过去的世界观里，死亡就是终结，是意识的消散，是化为尘土。可胡正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切。如果记忆还在，那“我”还是“我”吗？那个在“下面”受苦的胡正强，和当年那个在教室里沉默的少年，究竟是不是同一个灵魂？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他。村民们有的说“大概是执念太深吧”，有的说“阎王爷让记住的呗”，有的干脆摇摇头，说“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