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
不是那种倾盆而下的暴雨，也不是轻柔缠绵的细雨，而是连绵不绝、带着寒意的冷雨，像是天空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无声地渗着水。街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昏黄的光晕，像是一块块锈迹斑斑的铜币，散落在泥泞的夜里。我坐在便利店檐下，背靠着冰冷的玻璃墙，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了一下。
那条消息还在：【茶楼见。七点，靠湖那间。】
时间是六点四十二分。
我盯着屏幕，指尖停在发送键上方，却没有再动。这条消息来得突然，却不出意料。周震南从不会轻易露面，更不会约在这种地方——听雨轩，城西边缘的一处老茶楼，临湖而建，位置偏僻，监控稀少，是个适合谈“事”的地方。可越是这种地方，越容易藏刀。
我把烟盒捏扁塞进兜里。烟早就抽完了，只剩下一团皱巴巴的锡纸和空壳。我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雨水，走向巷口。脚步很轻，踩在积水里几乎没发出声音。巷子深处有野猫窜过，眼睛在黑暗中闪了一下，又迅速消失。
快递车停在斜对面，车灯熄着，像一头趴着的铁兽。车身是普通的物流涂装，蓝白相间，车身上还贴着“准时达配送”的广告贴纸，看起来毫无异常。可只有我知道，这辆车的底盘加装了防弹层，油箱做了隔离处理，驾驶座下方藏着一把折叠式战术匕首，而副驾的储物格里，静静躺着一把消音手枪。
我走过去，拉开驾驶座门，反手把刀放在副驾，和之前一样。
不同的是，这次我检查了后视镜。
三十米外那辆摩托已经不在了。
我记得它。黑色，无牌，骑手戴着全覆式头盔，从下午五点起就停在街角，一动不动。没有抽烟，没有看手机，甚至连姿势都没变过。像一尊雕塑，守在暗处。
我不确定他是走了，还是换了位置。
也可能是换成了别的车，或是步行跟踪。在这行干久了，你就知道，真正的猎手从不会只用一种方式盯梢。
我发动车子，没开大灯，沿着湖东路慢速滑行。引擎声被消音器压得很低，像是某种潜伏在夜里的生物在呼吸。这条路通向城西老区，两旁是低矮商铺和废弃厂房，许多招牌早已熄灭，只剩下锈蚀的铁架在风中吱呀作响。路灯稀疏，每隔三四十米才有一盏，光线微弱，照不清路面的坑洼。
茶楼就在湖边拐角处，白墙黑瓦，招牌写着“听雨轩”三个字，灯光昏黄。
我没直接进去。
绕到后巷，把车停在一排货箱后面。这片区域是外卖配送点密集区，夜里常有送餐车来往，我的车混在里面不会显眼。我下车，贴着墙根走。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滴在肩头，浸透了外套。右臂的麻木感还没完全退去——那是三个月前在边境交火时留下的旧伤，神经受损，每逢阴雨天就会隐隐发麻，但不影响动作。
配电箱在茶楼侧墙，我掏出干扰器，贴在金属外壳上，按了一下开关。监控系统会断联三分钟。足够了。
包厢在二楼临湖的位置。
我从消防梯上去，脚步稳健，每一步都避开松动的铁板。窗缝里插进针孔镜片，扫了一圈。周震南已经在里面，穿深灰风衣，背对窗户坐着，面前摆着一壶茶。他左手搭在桌边，无名指上有道旧疤，是当年在边境训练营被炸伤留下的。
我记得这道疤。
那次行动代号“赤线”，我们七人小队深入敌后，任务是摧毁一处地下通讯站。结果情报有误，对方早有埋伏。爆炸发生时，是他扑倒了我，自己却被飞溅的弹片削去了半截手指。后来他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出来后一句话没说，只是把那截烧焦的指纹交给了我，说：“万一哪天我死了，拿这个验身份。”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
直到三年前，他在内部清查中把我列为“高危目标”，我才知道，有些东西变了。
我推窗进去，落地没出声。
他没回头，只说：“来了。”
我走到对面坐下。桌上多了一只空杯，他给我倒了茶。茶香清淡，是明前龙井，水温刚好。
“你不怕我带人来？”我问。
“你要真想动手，不会等到现在。”他说，“三年前你就能杀我，可你没动。”
我没接这话。三年前的事，我不想提。那天我站在他办公室外，手里握着一支注射器，里面是神经阻断剂，三秒就能让人失去意识。我甚至已经拧开了盖子。可最后，我还是把药扔进了垃圾桶。
因为我知道，如果他死了，整个链条就断了。而我还需要那根线，去找到赵天雄，找到张振国，找到那个把我们七个人名字从烈士墙上抹去的人。
我从口袋里摸出接收器，连上耳机，按下回放键。
赵天雄的声音在包厢里响起：“陈九不行了？查他最近行踪。”
录音只有八秒，但足够清晰。背景有轻微的电流声，像是从某个密闭空间录下的。说话的人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感。
周震南听完，脸没变，只是手指在杯沿轻轻敲了一下。
“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盯着他。
“是线索。”他说，“也是陷阱。”
我点头。没错。赵天雄不会平白无故提起陈九。陈九是我那支小队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半年前在西南山区失踪，官方通报是“执行任务中意外身亡”。可我知道，他是被人带走的。而这段录音，极可能是诱饵——他们想通过我，确认是否还有其他人掌握当年的真相。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问。
他抬眼，目光如刀：“我要名单原件。”
我笑了。笑得很轻，没声音。
“你儿子在海外被人扣着。”我说，“张振国的儿子。”
他眼神动了一下。
我继续说：“我知道你一直在找他。你也知道张振国早就不是军方的人了。他在替境外组织做事，而赵天雄是他的白手套。他们利用内部系统，清洗档案，掩盖行动，甚至篡改死亡记录。七个人的名字，不该被当成‘失踪人员’处理。他们是烈士，是为国家死的。”
“所以呢？”
“所以我不交名单。”我说，“除非七个人的名字进烈士墙。不是内部追认，是公开正名。我要他们家属拿到抚恤金，要他们的墓碑刻上‘因公殉职’。”
他沉默了几秒。
窗外，雨声渐密。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他说。
“但你能推动。”我说，“你是清源计划的负责人。上面让你查内部蛀虫，你却一直按兵不动。为什么？因为你在等一个能撕开缺口的人。而我，就是那个缺口。”
他没否认。
“我可以帮你拿到名单。”我说，“但我不会被关进笼子。你要监管我，我就消失。你要把我当棋子，我就掀桌。”
他看着我，很久。
然后点头：“可以。你提供线索，我们外围收网。互不干涉行动。”
“成交。”我站起身。
临走前，我从外套内袋摸出打火机，放在座椅夹层里。那是特制的，磁芯带存储芯片，里面存着拳场监听数据的备份。如果他敢骗我，这东西会在二十四小时后自动上传到匿名服务器。届时，所有证据将公之于众。
我转身走向窗边。
“陆沉。”他在背后叫住我。
我停下。
“你变了。”他说。
我没有回头：“死过一次的人，都不会再按原来的活法走。”
我翻出窗外，顺着消防梯下去。雨小了些，风把湿冷灌进领口。我快步走到货箱后，拉开车门，启动引擎。
后视镜里，一辆黑色轿车从茶楼正门驶出，车牌被泥水遮住。它没有左转进城，而是直行，往港口方向去了。
我挂挡，车子缓缓驶出阴影。
湖东路向东三百米就是快递站。我放慢速度，经过一家亮灯的便利店时，把车停在门口。这里能看到快递站的大门，也能随时离开。
我熄火，没下车。
雨水在挡风玻璃上划出道道痕迹，像是谁在玻璃上写字，写完又擦掉。我伸手摸了摸后颈，芯片接口的位置有些发烫，像是被什么东西唤醒过。那是植入式数据终端，三年前手术安装，连接着我的神经系统。它可以记录视觉、听觉，甚至情绪波动。但现在，它在报警——有远程信号试图接入。
我立刻切断电源。
我盯着快递站的方向。
那里一片安静，卷帘门关着，灯也没开。
可我发现，门口的地面上有一小滩水渍，颜色比雨水深，边缘不规则，像是有人刚走过。而且，门缝底下透出一丝极淡的蓝光，一闪即逝。
我看了眼时间。
六点五十八分。
我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
就在这时，手机震了一下。
新消息。
只有一个字：【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