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西站，清晨的运钞车“轰隆”一声驶离站台，铁门卷起，带出冷冽的金属味。
林野站在银行后门，手里拎着一只帆布包，包装得方方正正——里面是37枚分币，与母亲手帕并排。
今天，她们要来调取这些硬币的“出生证明”。
程越走在前面，风衣下摆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一面移动的旗帜。
“银行的出纳流水，就是硬币的身份证。”她头也不回地说，“只要能对上当年支行、对上调款记录，就能证明你母亲确实在1999年3月把这笔钱缝进棉袄。”
这是诉讼清单里的“五号证据”——37块8毛硬币。
它们要在法庭上，与手帕、伤疤、字典并排，成为“虐待与自救”链条的物证。
可没有银行盖章，它们只是“来历不明的旧钱”。
银行是国有大行省城档案中心，专门保管上世纪90年代的手工流水。
进门要查包，林野把帆布袋放进安检筐，硬币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哗啦”——
像一群迟到多年的证人，终于抵达法庭门口。
档案库在地下二层，恒温4℃，灯光惨白。
管理员是个姓韩的老先生，戴老花镜，手指却灵活，像在银行盒里跳了四十年踢踏舞。
程越递上律师调查令与介绍信，韩先生眯眼看完，慢悠悠吐出一句：“1999年3月分币出库记录？有，但得找。”
他拖出一排铁皮柜，钥匙叮当，锁孔旋开，一股陈年纸尘混合着油墨味扑出来——
那是旧钞票的味道，也是旧时代的呼吸。
林野站在过道，感觉自己被拉进一条时间隧道。
一本厚重的手工流水账被搬上阅览台，褐色硬皮封面写着：“××支行1999年1-3月分币出库登记”。
韩先生戴上白手套，蘸着口水，翻到3月栏，指尖停在第17行：
“1999年3月12日，1分券2000枚、2分券1000枚、5分券400枚，合计：￥37.80，领用单位：灰河矿建路储蓄所，押运员：王××，复核员：李××。”
程越立即递上事先准备好的照片——37枚硬币正面、背面、重量、直径。
韩先生用放大镜逐枚比对，又取电子秤复称，总重125.4克，与账本标注“125.4g”毫厘不差。
“同一批出库。”他盖章，钢笔在《调取证据清单》上写下结论，像给硬币颁发“出生证”。
林野盯着那枚红章，忽然鼻头发酸——
这些曾被她攥在手心、被母亲缝进棉袄、被父亲踩在脚下的金属圆片，
终于得到了官方承认：
它们，确实存在，确实在1999年3月12日，被运往灰河。
程越趁热打铁，请求复印整页流水，并加盖公章。
韩先生却抬手：“复印可以，公章可以，但得付‘档案调阅费’——每页二百。”
林野心口一紧，她全部现金只剩82块。
程越面不改色，掏出律师证压在前台：“我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公益案件，符合《档案法》第十九条‘公共利益免收费’情形。”
她语速极快，法条编号蹦跳而出，像提前装好的弹夹。
韩先生愣了秒，最终点头：“好吧，公益免费。”
他把整页流水塞进复印机，按下“开始”键——
红光一闪一闪，像给旧账页披上新的铠甲。
复印件出炉，墨迹香混着旧尘，热腾腾。
韩先生盖上骑缝章，红印油在1999与2023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林野双手接过，纸张烫手，她却舍不得放下——
这是37枚硬币的“身份证”，也是母亲沉默的“口供”。
上楼，阳光透过玻璃大厅，照在复印件上，红章反光得像一块小太阳。
程越把纸张对折，递回林野：“五号证据，已激活。”
林野却问：“利息呢？37块8毛，存了24年，该有多少利息？”
程越笑，掐指一算：“活期年利率0.3%，复利约得……14块7毛6。”
她转身，走向柜台，掏出十元纸币，买下五枚崭新的1元硬币，
又在找零里，挑出4枚1角、1枚5分、1枚1分，
凑成14.76元，塞进帆布袋，与旧硬币并排。
“利息到账，”她说，“本金加利息，共52.56元——
法庭上，我要连本带利，讨回你母亲的那一口呼吸。”
走出银行，林野把新硬币举到阳光下，
旧币暗沉，新币闪亮，像两代人并排站立。
她忽然想起母亲当年缝钱时，被针扎破的指尖——
血珠落在硬币上，很快氧化，变成一模一样的暗褐。
如今，那滴血，终于等来了它的利息：
不是14.76元，而是
一张盖着红章的复印纸，
一段被官方认领的真相，
一声即将在法庭响起的
——“到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