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越的十天倒计时，在第七天被一堵看不见的墙生生截断。
墙的名字，叫“无出生证明”。
一早，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
取号机吐出A210，电子女声机械地重复：“请A210到5号窗口。”
林野攥着号码纸，像攥着一张可能随时失效的出生票。
5号窗口后是位圆脸女书记员，胸牌写着“李欢”。
她接过刑事自诉状、证据复印件、代理手续，翻到最后，抬头问：
“被告人信息齐全，被害人——也就是你，身份证明呢？”
程越递上DNA亲缘鉴定、西站派出所的采血回执、灰河镇卫生院出具的“接生证明”复印件。
李欢扫了一眼，眉心微蹙：“出生证原件？”
程越答：“没有。家里没报户口，接生婆早已去世。”
李欢摇头，声音温和却毫不松动：“最高法规定，刑事自诉案件里，被害人身份以出生医学证明为首要依据；没有出生证，需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你们两样皆无，系统无法生成案号。”
她把材料推回来，像把一具尸体推回太平间。
程越不死心，翻开《刑事诉讼法》条文打印页，指给李欢看：
“法律并未排除其他证据，DNA鉴定已确认母女关系，具备排他性。”
李欢抬手，叫来窗口负责人——一位五十多岁的立案庭副庭长，姓杜。
杜庭长把材料又翻一遍，摘下眼镜：“律师，我理解你，但系统不认‘其他证据’。没有出生证，就没有公民号码，就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简单说——”
他看向林野，“她不存在，法院怎么为她立案？”
林野不存在。
七个字，像七根钉子，钉进她天灵盖。
她身子晃了一下，程越伸手扶住，掌心却被冷汗浸透。
杜庭长给出“出路”：
“1.向出生地卫生院补开出生医学证明；2.凭证明到派出所申报户口；3.户口办妥后再来立案。期限——虐待罪追诉期十五年，你们还来得及。”
期限？林野嘴角抽动——她等得了，小缝等不了，记忆等不了，恐惧更等不了。
离开法院，大雪初霁，阳光却冷。
林野站在台阶，呼出的气变成白雾，像灵魂短暂出逃。
程越点了支烟，夹在两指间，没抽，任它自燃。
“证——明——”她咬着这两个字，像在嚼碎玻璃，“证明我是我，证明我被打过，证明我该存在。”
当天下午，她们驱车两百多公里，回到灰河镇。
镇卫生院早已更名“矿区医疗中心”，白墙新刷，铁门紧锁。
档案室管理员是位驼背老头，听明来意，直接摆手：“九八年洪灾，纸质档案全淹，哪有存根？”
程越请求出具“档案灭失证明”，老头摇头：“证明得有存根才能开，存根都没了，怎么证明灭失？”
循环悖论，死结。
派出所那边同样卡壳。
户籍窗口调出系统，显示：
“林强，户主；妻陈萍，聋人，失踪备案；女：无；子：林豆。”
电脑里根本没有“林野”这个生命。
程越要求依据DNA鉴定补录户口，窗口民警耸肩：“出生证是前置条件，没有出生证，系统无法新建人口卡片。”
“母女关系已经鉴定！”
“那只是生物学关系，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身份。”
一句话，把科学推出门外。
夜里，租住的廉价旅馆霉味刺鼻。
林野趴在桌前，把字典一页页翻，像翻找一段从未被印刷的人生。
程越对着笔记本电脑敲辩护词，屏幕光在她脸上打出冷蓝。
“还有一个办法，”她忽然抬头，“行政诉讼，告派出所行政不作为，逼他们给你上户口。打行政官司，不需要出生证，只要你能证明‘他们该作为’。”
林野却提不起劲：“又要证明‘他们该证明我是我’？”
她声音嘶哑，像被雪擦过，“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原点。”
程越合上电脑，走过来，按住她肩膀：“原点不是起点，是圆心。螺旋每绕一层，半径就大一圈，总有一天——”
“铁链会断？”林野苦笑。
“不，”程越目光如炬，“系统会裂。”
第二天，行政诉状草稿尚未完稿，法院立案庭的电话先来了。
程越按免提，杜庭长的声音透出话筒：
“程律师，经请示院里，考虑该案特殊性，可先行‘预立案’登记，你们需在三十日内补齐出生或户籍证明，否则案件自动退回。”
“预立案”——三个生疏的字，像黑暗里突然亮起的应急灯，微弱，却足够照见台阶。
挂掉电话，程越长吐一口气：“三十天，打一场户口官司，再杀回刑事庭。”
林野望向窗外，灰河方向的天空堆满铅云，像尚未分娩的胎膜。
“三十天，”她喃喃重复，“让不存在的人，在法律上出生。”
夜里，她抱着小缝，在旅馆走廊尽头的公用浴室照镜子。
镜面蒙水银，映出扭曲的脸：没有姓名，没有生日，却有一双被怒火烧亮的眼睛。
她抬手，在雾气上写下两个反字：
“林野”。
字迹很快化成水珠往下淌，像一场无声的哭。
可她知道，明天太阳出来，镜子会干，字迹会消失——
但名字已在她心底，被血与火，烙进骨缝，再也，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