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让价30%，是让大家的命，也是给少数人的船票。”
1992年6月18日，深圳像个蒸笼。玫瑰习惯把空调定在26℃，可财务部长老周仍把袖口卷到肩膀，汗顺着肘尖滴在传真纸上——纸面是刚收到的冶金部“指导价补充通知”：热轧卷板统一下调30%，即日执行，既往合同一律追补差价。
“追补”两个字像榔头。玫瑰在心里快速重算：已签的出口长协合计42万吨，平均单吨利润110元，追补30%等于把毛利直接打成负37元。她抬眼看墙上的电子时钟——04:27，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刚开市，铁矿石期货跳空低2美元。全球都在抛售“中国需求”。
沈珩推门进来，手里拎了两罐冰镇可口可乐，铝罐壁的水珠瞬间凝成白雾。他把其中一罐贴到玫瑰颈侧，冰得她“嘶”一声，却并没躲开。“降温，”他说，“脑袋过热做的决定，90%会后悔。”玫瑰拉环，“啪”一声像小型气枪：“我已经在后悔——后悔去年把40%产能锁死在长协。”
空调突然“滴滴”报警，电压不稳，灯光闪了两下。玫瑰弯腰从抽屉摸出一包压扁的“特美思”，抽出一根，没点火，只在指间捻来捻去。尼古丁的味道透过纸卷钻进鼻腔，她忽然想起1985年价格并轨，自己抱着钢材在海南台风夜哭到失声——那一夜她学会了“赌差价”，今天差价却要把她反杀。
“给欧洲发函吧，”她最终开口，“报新价，每吨涨10%。”老周差点把眼珠瞪出来：“国内刚降30%，你反向涨？！”玫瑰把烟折成两截，声音冷到冰点：“不降会死，降了死得更快，不如先吓跑订单，保住现金流。”沈珩没反驳，只把可乐罐捏扁，铝皮发出清脆裂声——像某种号角。
早上八点，蛇口港堆场。玫瑰穿灰色工装，头戴安全帽，脚踩翻毛皮鞋，与装卸工一起查库。42万吨长协对应的钢卷正被海关查验，红色标签“已售未提”在风中猎猎。她伸手摸到卷板断面，热轧特有的蓝紫色氧化皮冰凉刺骨，她却想起沈珩求婚时给的那枚轴承改制的戒指——同样冰凉，同样硬。
手机响起（大哥大改装的“二哥大”，信号更稳），欧洲阿塞尔米塔尔采购总监施耐德亲自来电：“姜，听说你们要涨价？我们刚收到韩国浦项降35%的新报价。”玫瑰走到集装箱夹缝，回声轰轰，像天然隔音棚。她用英语答：“浦项用的是澳洲铁矿，长协矿价46美元，我的是巴西38美元，成本差8美元；再加上运费，我每吨仍低5美元，涨10美元后仍比浦项便宜25美元，施耐德先生，你要为短期波动抛弃长期利润？”对面沉默三秒，留下一句“给我24小时”。
挂掉电话，她发现后背湿透，安全帽带子勒得鬓角生疼。抬头，看见沈珩站在龙门吊轨道另一端，手里举两张A4纸——一张是巴西矿到岸成本，一张是澳洲矿，对比数据密密麻麻。他隔空朝她点头，玫瑰忽然弯起嘴角：他们仍站在同一战壕。
下午三点，财务部灯火通明。老周把各银行授信额度摊在地上，像打扑克。玫瑰盘腿坐下，一张张翻：“工行8000万，到期7月15；建行1.2亿，8月1；中行5000万，9月……”翻到最后一张是渣打美元信用证，5000万美金，利率LIBOR+280基点，9月底到期。她抬头看沈珩：“如果欧方拒绝涨价，我们就要在42万吨上倒贴1.6亿人民币，加上银行利息，现金流会在10月断裂。”沈珩把那张信用证抽出来，对折再对折，塞进衬衫口袋：“那就让现金流提前出现。”
夜里十一点，玫瑰回家——真正意义上的“家”，蛇口小院。沈珩在院子支起简易高炉，做小型冶炼实验，火星噼里啪啦跳到夜来香花丛。玫瑰把西装外套往藤椅一扔，赤脚踩在水泥地，端起他早已温好的排骨汤。汤面浮着几颗枸杞，像微型钢包里的红热渣。“我十六岁下乡，”她突然开口，“最馋的就是一口带肉的汤，今天终于喝到了，却想吐。”沈珩没抬头，往炉里添一块焦碳：“因为你知道，汤的成本明天可能涨30%。”玫瑰轻笑，把碗递给他：“你也喝，喝完一起写模型，我要看到底能撑多久。”
零点30分，客厅白板。沈珩画三条曲线：国内现货价、出口长协价、巴西矿指数。玫瑰拿红色记号笔，把“出口长协”拉成一条水平线，再在下端写“-37元/吨”。随后她在现货价曲线下方添一条虚线，标注“-60元”，扭头看沈珩：“如果我们主动把现货价降到成本线下60元，用亏损逼死小厂，市场份额会迅速集中到前五，然后联合抬价，对不对？”
沈珩抱臂，眼睛在台灯下泛着冷光：“理论对，但有两个前提：一、你能扛到抬价那天；二、银行不抽贷。”玫瑰用记号笔敲白板：“所以得让银行看到抬价那天确定会来。”她转身从保险柜拿出一份红头文件——《关于在华南设立钢材期货研究小组的批复》，批文字号：证研字〔1992〕43号，落款日期一周前。“部里给我开了口子，”她声音低却亮，“先推华南期货，再推全国，只要期货升水，现货就能止跌。”沈珩挑眉：“你打算用虚拟市场救实体？”玫瑰点头：“对，用时间换空间。”
凌晨三点，模型跑完。结论：需再亏损三个月，现货销量增加70%，现金流缺口18亿人民币。玫瑰把数字圈起来，写在一旁的挂历上——7、8、9，正好九十一天。她在9月30日那格画了一颗星，旁边写“活 or 死”。挂历往前翻，6月18日那页空白，她随手把今天捻灭的半根“特美思”夹进去，像一枚书签。
模型第二天就遭遇现实暴击。一早，厂区门口聚了三百多名工人，拉横幅：“降价=降工资，反对恶性竞争！”玫瑰赶到时，横幅被雨水淋得半湿，墨汁晕开，像哭花的脸。工会主席刘英递给她一封请愿书，上面密密麻麻按满红手印。玫瑰抬头，雨丝斜打，安全帽檐滴水，她声音不高，却透过雨幕：“降价是短期，不降价是长期等死。我保证，三个月内如果扭亏不了，我第一个不要工资。”说完她摘下自己的工牌，塞到刘英手里，“押给你，我跑不了。”
午后，建行信贷部副经理打来电话，语气客气却冷：“姜总，根据最新行业预警，我们可能要重新评估授信风险。”玫瑰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一边答：“可以评估，但请先看一份数据。”她传真过去昨夜做的“负利润模型”摘要，外加期货研究小组的红头文件。十分钟后，对方回电：“三个月内，利息不追，本金不还，但我们要派驻财务观察员。”玫瑰握紧电话：“成交。”
傍晚，她拖着疲惫脚步回小院，发现院里站着一个穿制服的小姑娘，自我介绍是“建行观察员”——陈星，24岁，圆脸，鼻尖有雀斑，像刚毕业的鹿。玫瑰苦笑，沈珩却热情接过人家行李：“正好，二楼客房空着。”玫瑰瞪他，他小声耳语：“把银行绑上我们的床，才最安全。”玫瑰拿脚踢他小腿，却也默认。夜里，她躺在床上，听见隔壁陈星敲计算器的声音，滴答、滴答，像倒计时。
欧洲时间6月19日下午五点，施耐德传真终于来了。只有三行字：
“接受+10美元/吨，但要求：
1. 延长账期90天；
2. 若未来三个月内中国官方价继续下调，你方需同步折让。”
玫瑰捏着传真纸，指节发白。沈珩把条款翻译成现金流语言：账期延长=晚收汇2.4亿美金；折让条款=头顶悬刀。玫瑰却笑了，笑得肩膀直抖：“他们怕，怕中国继续降价，怕买到半山腰——那就说明，市场到底了。”她抓起笔，在传真空白处写下两个单词：“Accept, but 5% deposit in advance.” 她要让对方先付5%订金，约6000万人民币，正好覆盖7月利息。
传真发出那一刻，建行小姑娘陈星在门外轻声提醒：“姜总，挂历该翻页了。”玫瑰回头，7月1日那格写着“收到订金=续命丸”。她深吸一口气，对沈珩说：“如果这单成交，我们就把模型命名为‘负利润陷阱’——先埋自己，再埋别人。”沈珩把挂历撕下来，折成纸飞机，从二楼窗户飞出去：“好名字，但别忘了陷阱上面要盖树枝。”
7月1日凌晨两点，玫瑰被大哥大震醒。对方英语带着浓重澳洲口音：“Ms. Jiang, 200 k tonnes PB fines, 44 USD, cash on delivery, tomorrow sailing.” ——有人愿以低于市场价4美元、现货现付方式卖给她20万吨巴西粉矿。她瞬间清醒：这是“原料端”反向杀价，等于把她的“负利润模型”再往下按一刀，也可让银行看到更大“死亡缺口”。她攥着电话，听见自己心跳盖过海面风声。
“Who are you?”她问。
对面轻笑：“Let's say an old friend of Mr. Shen.” 随即挂断，只剩忙音。玫瑰赤脚踩在地上，凉意顺着脚心往上爬。她回头，沈珩正熟睡，侧脸被月光切成冷硬的钢坯线条。她忽然意识到：这场“价格并轨2.0”的战争，或许不止于市场、银行、工人，还有一张从1992年之前就布好的网，而网中央，是她与沈珩尚未察觉的——黑洞。
窗外，纸飞机不知何时被夜潮打落，挂在蚝田木桩上，像一面湿透的白旗，又像等待点燃的引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