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2日，凌晨四点，红光厂老食堂的灯泡像得了痨病，一闪一闪。姜玫瑰把搪瓷缸“咣当”搁在桌上，豆浆表面浮起一层灰影。她三天没合眼，眼白里全是血丝，却死死盯着桌面那枚公章——直径四厘米，边缘缺了口，蘸着红泥，在一张A4纸上盖出模糊的“国营红光轧钢厂”六个篆字。纸是匿名信，三天前从赵国强手里抢下来的；章却是真的，至少看起来是真的。沈珩把公章对着灯光转了一圈，低声说：“钢口不对，‘光’字最后一竖有崩茬，这是私刻。”玫瑰用指腹摩挲那道崩茬，像摸一条结痂的伤口：“谁这么闲，刻个破章来吓我？”
食堂外传来扫帚声，清洁工老李在拖楼道，铁锹刮着水泥地，刺啦刺啦。玫瑰突然起身，把公章揣进大衣内袋，冲沈珩抬抬下巴：“走，去档案室，看老章到底在哪。”
红光厂档案室在厂区最深处，苏联式两层小楼，1958年建，墙皮剥落得像鱼鳞。门口贴着封条，落款“市纪委调查组，1992年3月1日”。沈珩从兜里掏出瑞士军刀，顺着封条边缘轻轻一划，纸断开却不见痕迹。门是老式弹子锁，玫瑰拔下头上的发卡，三秒钟——咔哒。黑暗扑面而来，混着潮气与纸霉味，像一口废弃矿井。
手电亮起，光圈里浮尘飞舞。装公章的盒子原本在2号柜最底层，现在只剩凹印。玫瑰蹲下去，指尖摸到一层细灰，灰里裹着半截火柴梗。沈珩用钢笔拨弄，火柴头呈红磷状，明显刚断不久。“有人比我们早来，”他说，“而且带了专业的防火盒，怕章留指纹。”玫瑰没吭声，她注意到柜顶有本1989年的“钢卷出库台账”，硬壳脊背被掰裂，露出毛边。她踮脚抽出，翻开，一股刺鼻的樟脑味窜出——台账中间被剜空，刚好塞得下一枚公章。
“偷章的人还给我们留线索？”玫瑰冷笑，“这哪是线索，这是挑衅。”
沈珩把台账举到灯下，裂口处粘着一根灰白头发，短短一截，明显是男人的。玫瑰掏出自封袋装好，像收集钢样一样专业。此刻，她听见楼外“咚”一声闷响，像重物坠地，接着是女人的尖叫。
两人冲出去，夜色像一张湿布罩在头顶。锅炉房外的水泥地，赵国强蜷缩成虾米，额头渗血，手里却死死攥着一张信纸。玫瑰跪下去探鼻息，还有气。沈珩掏出大哥大拨120，却见信纸背面用血写着一串数字：“2-0-3-7-1-4”。玫瑰瞬间认出这是钢卷批号——她亲自编的码，2代表海南仓库，03指出厂月份，714是序列。1989年台风夜，她靠这批钢材救活厂子，如今却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证据。
救护车呼啸而来，医护人员把赵国强抬上车。玫瑰想跟，却被一个年轻女护士拦住：“你是家属？”她愣住，沈珩接过话：“我们是领导，费用先垫。”护士递来缴费单，玫瑰签字时手在抖——她忽然意识到，如果赵国强挺不过来，血书就会变成遗书，而她最后一个见他的画面，是自己在食堂拍桌子：“老赵，你再瞒一句，我让你滚出红光！”
急救室红灯亮起。玫瑰靠在墙上，头顶日光灯嗡嗡作响。沈珩去买咖啡，回来时递给她一只纸杯，杯壁印着“雀巢”两个洋字。玫瑰没喝，把杯沿捏扁：“老赵要是死了，我就成逼死工人的资本家。”沈珩掰开她手指：“先找钢卷，再找人。”
凌晨两点，玫瑰回到小院，把火柴梗、头发、血书排成一排，像做金相实验。沈珩用放大镜看火柴，发现侧面印着极淡的“光明”二字——深圳本地火柴厂，1987年停产。玫瑰皱眉：“停产五年的火柴，出现在昨晚，说明对方故意用老物件，引我们往旧事里钻。”她打开保险柜，取出海南台风后幸存的那半张仓单，上面也盖着“红光”章，却比今晨的匿名信清晰得多。她把两枚章影印后重叠，在“厂”字末笔发现细微差距——匿名信那枚多出0.5毫米的毛刺，像故意留下的签名。
沈珩把两张影印件塞进传真机，拨通清华法学院师兄的号码，附言：“急，私刻公章刑事立案标准。”传真刚发一半，机器“滴滴”报警——线路被占用，一阵杂音后，一张回传纸缓缓吐出，上面只有一行铅字：“再查，就炸。”玫瑰盯着那行字，忽然笑出声：“老娘当年被台风追着跑，被美元黑市追杀，会怕一句恐吓？”她抓起传真纸，对折，再对折，却从夹层掉出另一根火柴——这次，火柴头被涂成鲜红色，像钢水出炉。
沈珩把火柴放在桌面，掏出打火机，金属盖“叮”一声脆响。火焰靠近，火柴头瞬间窜起幽蓝火苗，纸灰卷曲，竟露出隐藏字迹——“714库，明早十点，一个人来。”玫瑰看表，已是凌晨三点，窗外传来第一声鸡鸣。她抬头对视沈珩，男人眼里映着将熄未熄的火光，像两口深井。
“我去。”她说。
“我陪你。”
“对方要一个人。”
“那我就做暗处的一个人。”
火焰熄灭，最后一缕青烟升上屋顶，像微型钢厂的废气，久久不散。玫瑰把灰烬收进自封袋，写好标签“1992.3.3-0400”，却发现袋口怎么也封不上——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在阻止她合上这段真相。窗外，天快亮了，可更黑的影子正悄悄爬上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