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发现养母正站在镜子前，小心翼翼地摘下手镯。
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回来了，我便站在门缝里，静静地观察着她。
她的手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苍白，无名指根部的胎记在光线下泛着淡淡的红色，就像一道刚刚愈合的伤疤。
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仿佛那道红光在诉说着什么。
她对着镜子轻声细语，虽然听不见声音，但她的唇形清晰地告诉我她在说“对不起”。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脑，直播间的回放还在后台运行。
我盯着屏幕，看到沈清欢失控的瞬间，她看向养母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震惊，以及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绪。
当镜头无意间扫过她的袖扣时，我突然发现，内侧刻着一串数字：19980315。这串数字让我震惊，因为它和我链坠上的数字、养母手镯上的刻字完全一致，分毫不差。
夜深人静，我翻出了沈清欢的采访录像。她在谈论遗产税时自信地说：“沈氏的每笔账目都经得起核查。”
然而，她父亲的遗嘱里却夹着一张我家的照片；她的手账本里，记录着我童年的高烧；她的身份证上，生日与我链坠上的刻字完全吻合。
就在这时，养母的房门突然传来轻微的响声。我看见她轻手轻脚地走向储物间，手电筒的光在纸箱上快速扫过。
我躲在一旁，悄悄地跟在她后面，看着她翻出一个铁皮盒。
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那是沈建国遗产分配方案的完整版本，落款处盖着沈氏集团的公章，日期是1998年3月15日，正好是我“被收养”的前两年。
她指尖轻轻划过我的名字，突然间，她的手开始颤抖，她迅速地把那张纸塞回盒底。
转身时，我看见了她眼角的泪光，那眼神和二十年来无数次为我盖被子时的温柔，简直是判若两人。
突然，手机在裤兜里震动，我收到了一条新的匿名短信：“1998年3月15日，星港市下了一场暴雨。沈建国的车在郊区失控，现场没有发现刹车痕迹。”
我盯着这条短信，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沈清欢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她父亲出事前，曾去过青山墓园，那里有一座空碑，上面刻着“沈建国之妻”。而养母的手术日期，和沈建国的“死亡”，只差三天。
我走到梳妆台前，拿起那翡翠手镯，内侧的刻字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我终于看清了，那不是“远方亲戚送的”，而是“清欢”二字，绣在襁褓上的那个“清”，和沈清欢的名字，完全一致。
窗外，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夜空，惊飞了栖息在防盗网上的麻雀。我摸着腕间的胎记，突然想起了养母曾经说过的话：“这是你生父留给你的唯一东西。”
但现在，所有的证据似乎都在指向同一个真相，我的生父，可能也是沈清欢的父亲；而养母，她的真实身份远不止是养母那么简单。
凌晨三点，我收到了沈清欢的私信，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她父亲的诊疗单，日期是1997年11月，上面记录着精子活性低于10%。
我盯着屏幕，突然想起了养母病历本里的另一份记录：1998年3月，她根本没有生产记录。那么，我究竟是谁的孩子？
沈清欢的生母，为什么从未在我生活中出现过？
沈建国的遗产，为什么早在1998年，就定下了我和沈清欢各占50%的分配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