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吕后新政：盛世的前奏
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西汉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并且首次成功统一文化思想。而文景之治所打下的物质基础，正是汉武盛世的前提与必要条件。但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与物质基础从何得来？有些学者说是得自汉高祖。也不能说这种说法错，汉高祖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经济，可都有很强的局限性。
例如减免赋税徭役，真正全部减免赋税和徭役的只有丰、沛两邑。汉高祖还对入关中保护太子的诸侯子弟减免赋税徭役6~12年不等，但这都并非是普通劳动者所能享受的了。至于普通百姓的赋税，虽没有秦那般沉重，却也远远没有达到“轻徭薄赋”的境界。而且他的好丞相萧何竟然在社会经济几乎成为废墟的西汉初能够在长安大兴土木，而汉高祖几乎没有从秦朝或项羽手中继承什么财产，由此可见，刘邦对百姓的搜刮也并不轻。
汉高祖释放奴婢成为农民的事，或许是有，但他“兵皆罢归家”的命令的真实性就有待商榷了。纵观刘邦称帝后的主要活动，不是在分封王侯，就是在平等他分封的王侯所制造的叛乱。在这期间，因为韩王信投靠匈奴一事，汉高祖还亲自率兵讨伐匈奴，结果遭遇了他一生中著名的耻辱：白登之围。在频繁的战争中，汉高祖似乎很难解散他的军队，命令士兵返乡务农。
更别提他的丞相还在首都大兴土木，那群异姓诸王始终不让他放心，未能得到分封的功臣也在磨刀霍霍计划反叛，朝廷内关于太子人选的争论也够让这位帝王糟心的了。所以汉高祖时期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应该也是比较有限的了。
随着对西汉初历史脉络的进一步梳理与剖析，在重重迷雾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吕后新政。这才是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与物质基础的得来之处。吕后是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第一位皇太后和第一位太皇太后，“吕后新政”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女政治家。“吕后新政”是一场以恢复社会经济、稳定政治局势为目的的一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革，新政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
汉惠帝即为时期，社会经济遭受的巨大破坏仍然未能完全恢复，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已经显现。虽然在汉高祖与吕后对异姓王的清洗后，高祖时期的开国功臣已经不大可能会对刘姓皇室产生威胁，但汉高祖所分封的刘氏诸王势力过于膨胀，则一直是悬在惠帝头顶的一把利刃。而大量拥有军功、只适合于战争的功臣把持国政，又使得国家的行政效率岌岌可危。功臣团体内部权利分配不均又使整个功臣团体离心离德。
惠帝即位后，立即采用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史记》吕太后本纪）
好了，不开玩笑了。惠帝“不听政”后，吕后开始掌握政权，并发动改革，颁布新政，发起了“吕后新政”。
吕后新政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点：
1.对刘氏诸王进行初步削弱。杀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赵友，逼死赵共王刘恢并废除其封国，杀死燕灵王刘建后代并废除其封国，夺取齐悼惠王刘肥城阳郡、济南郡、琅邪郡。
这些措施有效打压了刘氏诸王，使其不再气焰嚣张，势力大大削弱，暂时不会再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吕后又实行了一系列增强吕氏势力的措施，使幸存的刘氏诸王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有效监督和控制下，为了不被削爵夺地除国，同时也为了有自保乃至反抗的实力，刘氏诸王开始了兢兢业业的发展封国之路。
2.削弱高祖时期功臣的势力，罢免王陵等守旧势力，对西汉初没有治国能力的武人大量充斥朝廷的现象做出了一些吏治改革。施行酷吏政治，任用酷吏侯封，对长安城中不法豪强、官吏、皇族及其子弟进行有效监督、控制和管理，使其不敢为非作歹。
从古至今，吏治改革永远是历代改革中重要的一部分。吕后新政中的吏治改革包括削弱功臣、皇室势力和增强吕氏势力两部分。事实上，吕后新政的施行确实使刘氏诸王和开国功臣失去了对皇室的威胁，为“文景之治”的实现奠定了一个安定的社会基础。
而酷吏政治的施行则使豪强、皇室无法为非作歹，沉重的打击了他们嚣张的气焰，使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并且导致在文景时期，西汉开国时的乱象没有延续下来，历来为传统史家所称道的文景两帝才能垂拱而治。酷吏政治的传统为此后汉朝历代皇帝所继承，尤其在汉武帝时期发扬光大，成为汉武盛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增强吕氏势力。
封吕台、吕嘉为吕王，吕产为吕王，后改封为梁王。封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媭为临光侯，吕庄为东平侯，吕荣为祝兹侯。
追封吕泽为悼武王，吕建成为赵昭王。
并追封吕党成员张敖为鲁元王，张偃为鲁王，冯无择为博城侯，齐寿为平定侯，阳成延为梧侯，张侈为新都侯，张寿为乐昌侯，张释为建成侯，部分宫中宦官首领为关内侯。任命审食其为左丞相。
增强吕氏势力的做法，有效节制了刘氏诸王与开国功臣势力的膨胀，并为新政中其他措施的施行奠定了基础。整顿吏治是“吕后新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分封的王侯与高祖时期分封的王侯实际上形成了竞争关系，激励着刘氏和吕氏诸王侯励精图治，发展封国内的经济与军事，加速社会经济的恢复。
从高后死后刘氏诸王及开国功臣“讨伐”诸吕等改革人员时显露的强盛国力来看，这条措施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修筑长安城。
从汉高祖时期西汉王朝就在对长安城进行修筑，但一直到汉高祖去世都只修筑了几个宫殿，供皇帝居住和官员办公，直到孝惠帝时期长安城才全部筑成。
5.施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社会经济；减轻刑罚，重视农业生产。允许百姓、王侯铸钱、煮盐，放宽对商人的禁令和限制。
吕后无为而治、减轻刑罚、重视农业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再加上一系列军政措施的施行使得边疆趋于安定，“天下晏然”（《史记》吕太后本纪），并且被文帝和景帝所沿用，最终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6.鼓励诸王侯安抚百姓，发展封国内社会经济；要求各王侯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封国。对于不思进取、封国经营不善的王侯（如吕嘉），无论其姓氏，一律削爵、除国。
这条措施的施行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使诸侯、王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封国，而吕党势力的增强与吕后削爵的措施又对刘氏诸王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其不得不兢兢业业。而吕后残酷镇压刘氏诸王的手段又使其不至于失去控制。
这条措施也被文帝、景帝所沿用，但文帝和景帝显然不得要领，只学其皮毛，只知道使诸王侯发展封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却不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最终自食恶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七国之乱。
7.军事方面：禁止南越在边境市场买卖铁器，派遣将军周灶征伐南越；立闽君摇为东海王；册封朝鲜王卫满为藩臣。
东南边疆，吕后立闽君摇为东海王，对于缓和民族矛盾、安定东南边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削弱了闽越王无诸的势力，对于南越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对于势力过大、僭越帝号南越，则加以讨伐。可惜吕后过早去世，对南越的军事行动也随之停止。为安定东北边境，吕后还册封朝鲜王卫满为藩臣，使东北诸族归附。起码在吕后在位期间，卫满还是很乖顺的。总的来说，吕后时期边疆趋于安定，除对南越进行的军事行动外战争也逐渐减少。
总的来说，吕后新政的核心在于分权。将权利膨胀的刘氏诸王的权利分给吕氏，将权利过大的开国功臣的权利分给新的功臣，甚至是将中央的权利分给地方，将国家的权利分给人民，这一点和秦皇汉武的中央集权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却与西周的分封制不谋而合。
吕后将自己（朝廷）的权（例如铸币、煮盐）分给封国和人民，将权利过大的旧王侯（例如功臣和刘氏诸王）的权分给新的王侯（例如吕党成员），而这些新的王侯封地一般远远小于旧王侯。（例如吕党最先封王的吕国，封地只有一个济南郡，封地仅为齐国的七分之一。）而在对付闽越的过程中，吕后也用上了“分权”的手段。吕后立闽君摇为东海王，有效削弱了闽越的势力，使其领土减少，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
不过汉高祖和吕后一直在学西周分封制，却没能得其要领。西周分封制中天子之子为诸侯，诸侯之子为大夫，大夫之子为士。大夫和士都拥有自己的领土，尤其是大夫，拥有自己的食邑，完全可以起到牵制诸侯的作用。诸侯还会分封立有大功的近亲贵族为附庸国（例如春秋时期的萧国、小邾娄国，都是附庸国），附庸国的领土为20里~30里，近于周朝诸侯爵位中最小的子爵、男爵的封地（子男爵封地五十里），对于诸侯的牵制作用就更大了。
其实周朝实行的制度已经与汉武帝推行的“推恩令”相差不远了，其要领也是在分权的基础上将权一分再分。可惜吕后没有领悟到周朝分封制的真谛，不然“吕后新政”肯定会更加成功。
吕后死后，因变法利益受损的功臣及刘氏诸王起兵叛乱，“讨伐诸吕”，将新政的主要推行者：吕党全部杀死，但新政并没有人亡政息，而是为文景两帝所沿用，成为了“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开创汉武盛世，使西汉王朝达到鼎盛的汉武帝也曾从中汲取治国的方法。
那些刘氏诸侯王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吕后的阴影中，所以穷文帝一世，刘氏诸王都没有叛乱。但随着晁错的一系列操作，这种暂时的平静也就走向了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