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区，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叫柞树沟。柞树沟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山沟，而是由四个群山环抱的椭圆形盆地组成，盆地大小不一，呈串珠状排列，有三个盆地由狭窄的山谷连接起来，第四个盆地独立在外。三个相连的盆地中，中间的最大，方圆十多里。因盆地里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很多朝鲜族同胞来到这里种植水稻。四个盆地周围的山上有很多柞树，所以当地老百姓称这个地方为柞树沟。柞树沟不仅有柞树，也有很多松树和榛柴棵，到了秋天，当地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上山采集松籽和榛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地质队发现四个盆地下面都埋藏着很厚的煤层，由国家投资在柞树沟建了煤矿。柞树沟煤矿由四对矿井组成，分别称一井、二井、三井、四井。一井煤田面积最大、煤层最厚，是竖井开采，与选煤厂一起建在最大盆地里，另外三对矿井为斜井开采。二井和三井分别建在与最大的盆地相连的两个小盆地里，四井建在独立在外的盆地里。为了方便煤炭运输，四井所在的盆地被打开一个缺口，使之与选煤厂通过矿山铁路相连。
柞树沟镇政府和柞树沟煤矿总部也设在最大的盆地里。最初这个盆地里只有一个由几十户人家组成的小村庄，建了煤矿以后这里变成了集镇。另外三个盆地中以前只住着零零散散的几户山民，有了煤矿之后，建起了成片的矿工住宅。以前柞树沟附近虽然有铁路线，但没有火车站，人们坐火车要到二十里以外的清江市，现在这里有一个三等站。
柞树沟本来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如果在空中俯瞰，四个盆地就像四个用翡翠做的珠子整齐有序地排列着。自从建了煤矿，彻底变了样。
我出生在柞树沟北边三十里地以外的一户农民家里，乳名叫石头。我五岁那年，刚刚建立的柞树沟煤矿到农村招工，爸放下锄头，到柞树沟煤矿一井当了一名矿工。两年后矿上给我家分了房子。
我的新家是两间砖瓦房， 一进门是厨房，东北人称为“外屋”，一大一小两个住人的房间叫“里屋”。这种格局的房子叫“老少屋”。外屋有个用砖砌的锅台，锅台上坐着一口铁锅。住人的大房间，火炕占去了三分之一的面积，炕上能挤下五口人；住人的小房间在锅台后面，火炕占去了三分之二的面积，炕上能挤下三个孩子。爷爷奶奶见我家房子太小，不愿意和我们挤在一起，宁肯留在乡下，因此爸只好把妈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接到矿上住。
我家前后左右全都是一模一样的新房子，红砖黑瓦，一行行、一列列，排列得整整齐齐，大约有四十多栋，每栋六户人家。为了防止走错门，刚搬来时我数过，我家是北边第五栋房西头第一家。
我家的左邻右舍都是从各地招来的矿工和他们的家眷。爸妈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性格，深信远亲不如近邻，总是热情地与遇到的每一个邻居打招呼。如果是成年人，第一次见面爸就打听人家姓什么，年纪多大，家里几口人。不久爸妈便认识了我家前后左右的邻居。
我受爸妈的影响，没过多长时间也与邻居家同龄的孩子们混熟了。我的小伙伴有我家隔壁老李家的春花、我家东边老郭家的长锁、我家前边老杨家的宝田、老陈家的铁柱、我家后边老马家的金龙和老田家的玉凤。与我关系最好的是宝田和春花。宝田憨厚老实，他家和我家一样，也是刚从附近农村搬来的。春花则是因为离我家最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多。
春花家有台收音机，每到夏天开着门窗的时候，她家的收音机一打开，我家也能听到。春花的爸爸有文化，是矿上的机关干部，常常带一些旧报纸回来包东西。妈上过扫盲班，认识一些字，常到春花家借旧报纸看。因为经常借光听春花家的收音机和看报纸，妈的思想不那么守旧，她不甘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在火车站找了一份勤杂工的工作。妈上班时，常常委托春花的妈妈关照我和弟弟妹妹们。
爸妈虽然都有工作，却改不了在农村养成的习惯，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了蔬菜和苞米，还养了猪。我家种的菜和苞米吃不了，妈就让我给春花家送一些。冬天杀猪时，妈也让我给春花家送一大块猪肉，因此两家的关系处得相当好。我家乡下的亲戚比较多，来了客人，家里住不下，到了晚上妈妈就让我到春花家去住；春花家来了客人家里住不下时，她妈妈也会让她到我家来住，因此我和春花经常睡在一个炕上。那时我们毕竟还是情窦未开的小孩子，虽然经常睡在一个炕上，就像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睡在一起一样，没有一点儿邪念。
那时井下工人的工资和待遇比机关的工作人员高很多，因此春花爸爸这个机关干部每月收入比我爸爸这个普通矿工少二、三十块钱。春花也是家里的老大，有两个弟弟。春花妈妈因为要照看不到一周岁的小儿子，无法出去工作，因此她家的生活水平远不如我家。我兜里从来没有断过零花钱和糖块、饼干之类的零食，可春花的兜里经常是一分钱、一块糖也没有。我与其他小伙伴们分享零食时，每次都要多给春花一些，小伙伴们都说我偏向春花，我们俩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看到我们俩在一起，就说我们是小两口儿。对于这样的取笑，春花从来不生气，好像默认了似的。玩过家家时，大家也总是让我和春花扮成夫妻，春花也从来不拒绝。见我和春花比别的孩子亲近，从来不打架，两家的父母在一起闲聊时，常常半真半假地说，等我和春花长大之后，把春花许配给我，两家结为亲家。
春花虽然是女孩子，却喜欢和男孩子在一起淘气。我家养猪并不是完全圈养，每天我都要把猪赶到旷野里让它自己觅食，春花和其他小伙伴经常陪我放猪。猪很小的时候，我和春花等人把小猪当宠物玩。猪长大了以后，男孩子常常把我家的猪当马骑，春花虽然是女孩子，也经常和我们一样骑在猪背上。看见别的男孩子都有弹弓，我也做了一个，可我的弹弓常常被春花拿去玩。夏天我们几个男孩子经常到河里洗澡、抓鱼，春花也跟我们一起下水。有时我们掏麻雀窝，春花也常常跟我们一起上房揭瓦。同样是女孩子的玉凤，虽然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玩，却比春花文静得多，从不参加与女孩子身份不符的活动。
柞树沟矿有一所矿办小学，全称是“柞树沟煤矿职工子弟小学校”，人们习惯称为“矿小”。七岁那年，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宝田、金龙，以及与我同岁的春花、铁柱都到学校报了名。比我小一岁的长锁和玉凤虽然还没有到入学的年龄，一看我们都要上学，也让家长到学校软磨硬泡报了名。非常幸运的是，那年学校按家庭住址分班，我们几个被分在一个班里，从此我们既是玩伴，又是同班同学。上学时我们在一起，放学后也在一起。因为我学习好，同学们做作业和考试时经常需要我帮忙，他们选我当了班里的学习委员；春花因为唱歌好听，同学们选她当了班里的文娱委员；宝田因为身体好，力气大，大家选他当了劳动委员；金龙少年老成，人缘好，大家选他当了中队长。后来我又当上了少先队的大队委员。
小学还没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了课，老师们都在参加运动，我们成了无人管束的野孩子。每天除了在家里帮父母做些家务活儿之外，有时间就凑到一起淘气。对于十二、三岁的孩子们来说，不可能总是守在家门口，有时会上山采野果、采蘑菇，这个时候是我和春花最难受的时候。我是家里的长子，春花是家里的长女，我们出去玩时必须带着弟弟妹妹，如果到远处去，小伙伴们把我们的弟弟妹妹当成累赘，不愿意带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春花只好各自带上自己的弟弟妹妹在一起玩耍，这也给我和春花提供了经常单独在一起机会。
平时看不出来春花对我有多好，可是在关键时刻就能看出来春花对我好到什么程度。
一九六六年秋天，有个同班同学与他在中学当红卫兵的哥哥一起出去搞串联，去了北京。他从北京回来后，手舞足蹈、嘴里喷着唾沫星子讲他见到毛主席的经过，并说上北京坐火车不花钱，就是太挤，他只能坐在行李架上。他的话使我们几个男孩子也萌发了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念头。有一天金龙告诉我们，他哥哥组织了几个同学要去北京搞串联，同意带上他。我和其他几个男孩子问金龙，他哥哥能不能也把我们带上。第二天金龙告诉我们，经他软磨硬泡，他哥哥同意带我们一起去。就这样，我们几个男孩子在没有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偷偷跟着金龙的哥哥去了北京。见我们几个天黑了也没回家，家长们都急坏了，最后春花和玉凤告诉他们，我们和金龙的哥哥去了北京。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家长们只好耐心地等我们回来再算账
在北京游荡了十多天，终于等来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可惜我们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力气，被挤到了离天安门很远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看清毛主席，即使这样，我也感到非常豪迈。
从北京回来那天下午，春花听说我回来了，马上来到我家。我正眉飞色舞地给她讲在北京的经历时，下班回家的爸爸从外面进来了，看见我，他一句话没说，先伸出了巴掌，吓得我扔下春花，落荒而逃。春花马上拦住了爸，不让他追我。晚上我躲在宝田家，不敢回自己家。春花知道了之后，让她爸妈到我家给我讲情，使我躲过了一次皮肉之苦。这件事使我对春花一直心存感激。
盛怒之下的爸爸看春花爸妈的面子没有揍我，却把我赶到乡下的大姑家，让我帮大姑干农活。到大姑家后，大姑看我年纪小，便让我到收割后的田里捡拾遗落的豆秸、谷穗、玉米棒子。在农村，晚上没有什么娱乐，也找不到书看，我只好找出表哥用过的初中课本来读。起初我只是为了消遣，后来竟然读上了瘾，认真地从头学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