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娃心事重重地和丽娃一起踏上了远赴河北的火车。一路上，黑娃反复地偷偷地观察着丽娃，特别是看到丽娃那不厚不薄却很性感的嘴唇以及胸脯上那两个高高的耸起，黑娃越想越觉得临行前老妈的叮嘱正确无比。
下了火车，还没有完全从思绪中走出来的黑娃有些疲惫。黑娃拉着行李箱，随着人流自顾自地往前走。
“黑娃、丽娃，快过来，我们在这。”听到两个熟悉的声音，黑娃才又重新回到现实。
黑娃小姨和黑娃姨夫并排站在出站口的护栏外。黑娃姨夫手里举着一块写有黑娃、丽娃名字的纸牌。黑娃小姨正使劲地向着黑娃、丽娃招手不断。
黑娃还是慢悠悠地往前走，原本走在黑娃身后的丽娃已先于黑娃走到黑娃小姨和黑娃姨夫跟前。
黑娃小姨调侃黑娃说：“多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咋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你看丽娃，多精神。丽娃还不是和你一样长途坐车？”
黑娃什么话都没说，不紧不慢地跟在三人的身后往前走。
看着无精打采的黑娃，黑娃小姨有感而发，向黑娃、丽娃说起了自己当年坐绿皮车的情景：“想我们当年出门打工，那才叫一个苦。”
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一个家庭能挣多少工分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碗里的玉米粥的稀稠，也决定着一家人所有的开支。
按当时的规定，成年男劳力一天可以挣十个工分，女性劳动力挣七个，未成年人法定不参加生产劳动，生产队每天照顾性的记两分。
好多小孩十岁左右，家长们便拿着棍子把小孩打到田里去。多少挣几个工分，只要比两分多一分，家长们也乐此不疲。
黑娃伪爷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年可以补助两百个工分。但黑娃伪爷家娃娃多，每到年底结算，黑娃伪爷家人均工分总会比娃娃少的人家低不少。偶尔有两年，黑娃伪爷还要拿钱倒贴生产队。
黑娃小姨到了上学的年纪，黑娃伪爷连每学期几毛钱的黑学生的学费也拿不出来了。黑娃小姨和村里的其他小孩一样被迫下到田里，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害另当别论。
黑娃小姨长到十七八岁，时逢改革开放。沉寂多年的汉江平原迸发出勃勃生机。
时代改变个人命运。黑娃小姨成了改革开放后较早南下的打工妹之一。
那时的黑娃小姨梳着两条齐腰的大辫子，一副大眼睛好似粘了仙气的黑葡萄。黑娃小姨不描眉不化妆，天生的让人百看不厌。
胡家有女初长成，早有好心的大婶张罗着给黑娃小姨说个婆家，对象是都司街上卖花布的翟家二公子。
黑娃婆托人打听，翟家共有三个公子。大公子已结婚生子分了家，但家庭生活过得并不宽敞。二公子和小公子只相差两岁，加上老翟夫妻俩，一家四口守着三亩多旱地和只有一间门面兼老翟夫妻俩卧室的花布店。
八十年代的张岗村人均耕地三亩有余，只要老百姓不可劲的造，一年到头绝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而都司街人口稠密，翟家三亩多旱地是翟家应分的全部耕地，不比哪个都司人多一厘，也不比哪个都司人少一毫。和每一个都司街上的人一样，翟家所能享受的唯一特权也就是打下的粮食全归自己，不纳公粮，不出义务工。
翟家大公子娶的是户庙村一个文盲女人。原指望做个街上的名望好听的人的那女人打错了算盘。每年青黄不接之际，那女人必要靠娘家贴补半袋子五谷杂粮才能接上当年的新麦。
黑娃婆说：“秀兰想到广州打几年工，婚姻上的事晚一点再说。”
媒人说：“俩娃都不够法定结婚年龄。我的意思是让俩娃先见个面，有缘分了便留个联系方式。”
黑娃婆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得让黑娃小姨和翟家二公子见了面。媒人问黑娃小姨对翟家二公子的印象。黑娃小姨红着脸支吾了半天，最后才说了一句“我要去打工”之类的话。
黑娃小姨要去打工的确切时间翟家了如指掌。临行前第三天，翟家托媒人给黑娃小姨带来了一件碎花的浅白色的确良衬衣和一条黑色的灯草绒裤子。
黑娃婆拒绝道：“俩娃的事八字没一撇，我们怎么能要他们这样好的衣裳？”
媒人说：“对咱们来说，这的确良和灯草绒确实是个好东西，但翟家是卖花布的，自己又会裁缝，别说这的确良和灯草绒，就是绸子缎子也不稀罕。衣裳你们先留着。将来俩娃成了，这是翟家该给你们的；将来俩娃不成，就当你们买了翟家一套衣裳，该多少钱你们就给多少钱，一分也不亏欠他翟家。”
计划和黑娃小姨一同外出打工的还有同村的两个姊妹。一个是大队民兵连长的女儿，名叫红梅。另一个叫彩霞，老爸是石桥供销社职工。
那几天，黑娃小姨见红梅和彩霞都穿着一身新衣裳，走路都似乎带着骄傲的风。黑娃小姨很是羡慕，也正天天在黑娃婆面前吵嚷着要买新衣裳。
黑娃婆也有心给黑娃小姨买一套新衣裳，毕竟要到大城市里生活去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总不能像在张岗村一样天天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但黑娃婆还是劝黑娃小姨说：“啥好衣裳害衣裳，只要不露皮不露肉就行。”
黑娃小姨吵嚷得再厉害一点，黑娃婆就发脾气说：“有本事自己挣钱自己买。人家的伯一个是民兵连长，大队里有权有势的人，一个是国家正式职工，铁饭碗，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翟家送来了新衣服，说雪中送炭也好，说糖衣炮弹也好，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也好，总之有一条，解决了黑娃小姨和黑娃婆当前的困难。
黑娃婆半是感激半是警惕地说：“衣裳我们留下，不然真糟蹋了一块好好的布。不过我事先可要说明，这衣裳不是我们要翟家的，是我们买翟家的，将来是要给钱的。”
黑娃婆把黑娃小姨的被子卷成很瓷实的圆柱状，塞进一个崭新的蛇皮袋子里，又在被子的缝隙里塞了几个一层白面裹着一层黑面蒸制的花式馒头。
三个小姑娘第一次出远门，家长们肯定不放心。三家家长商量后决定，辛苦红梅爸一趟，把三个小姑娘送到火车上。
火车站上哪都是人，人挤着人，人挨着人。人人都怕人多，人人都怕坐不上车，人人都使劲地往前挤。
红梅爸花两块钱买了一张站台票，和三个小姑娘一起挤进站台。
火车还没有进站，整个站台上都是黑压压的人。人们拎着大包小包，伸着头远望着反射着日光的明晃晃的铁轨。
一个穿制服的肥胖的中年男人走到人群前，用半是恐吓半是诱惑的口气对候车的人说：“人太多了，火车运力有限，即是你们都买了票也不一定都能上车。想保证百分之百坐上火车的人交五块钱跟我走。”
也不知道那人说的话的真假，但只求平安到达目的地的人们还都争先恐后地举着钞票挤到那人跟前，理所当然似的把手里的钞票递到那人手中。
没有发票，哪怕一张白条也没有。穿制服的肥胖的中年男人还一脸的不耐烦，高声训斥着不按顺序排队的试图先交钱的人。不一会时间，那人的手里已攥着厚厚的一沓钞票。
“瞧人家，挣钱真方便，像这样一天又一天，想不成百万富翁都难。”不知道谁在人群中发出了一个另类的声音，但很快，这异样的声音就被淹没在这噪杂的人群中。
穿制服的肥胖的中年男人在前，身后跟着一大群黑压压的人。沿着铁路行约数百米，穿制服的肥胖的中年男人站住身，指着站台上一条白色路标说：“从这条白线起，白线往后的车厢都可以上人。”
果真如穿制服的肥胖的中年男人说的那样，绿皮火车进站后缓缓停在指定的位置。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车门太窄人太多，根本挤不进去。
红梅爸不愧是民兵连长，见多识广脑瓜子活。红梅爸领着三个小姑娘走到一个开着的车窗下。
红梅爸蹲下身，让三个小姑娘依次踩着他的肩膀，从车窗里趴了进去，再把三个小姑娘的行李从窗户里塞进火车。
无论火车里多么拥挤，多么的汗味尿味屎屁味，好歹，三人都上了火车。红梅爸起了示范作用，又有好几个人从车窗趴进火车。
哐嘡哐嘡的火车爬了将近四十个小时。饿了，黑娃小姨就啃一个花面馍；渴了，黑娃小姨就挤到车厢连接处的茶水桶旁接一杯热水。
在焦躁的等待和不安中，黑娃小姨和那两个姊妹终于踏上了梦想中的大都市，成了深圳一个新建的手袋厂里的普通打工妹。
黑娃小姨在老家跟着黑娃婆学过缝补衣裳，有点针线活基础，进厂后直接被安排在缝纫车间。缝纫工每个月的工资比其它工种高十几块。消息传回老家，黑娃小姨竟成了乡邻们眼里一个特别能挣钱的人。福兮祸兮，黑娃小姨的高工资也间接导致了黑娃小姨后来的负面形象。
黑娃小姨发了第一个月的薪水——三百大洋。黑娃小姨留下一百，寄回老家两百。黑娃小姨只字不提翟家送的衣裳的事。黑娃婆有心问问，但被黑娃伪爷拦住了。接下来的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依然如此。就在每一个人都认为黑娃小姨和翟家二公子的事八成要成的第五个月，黑娃小姨除了照例地寄回两百块外，还托人给黑娃婆写了一封信。黑娃小姨一再强调立即让媒人给翟家捎去五十块钱。至此，黑娃小姨和翟家二公子之间的一段算不上爱恋的爱恋画上了句号。
黑娃小姨又如何定居到河北？黑娃小姨是羞于启齿的，但向来没有不透风的墙。
黑娃小姨和翟家二公子的见面是黑娃小姨第一次和一个异性单独相处，黑娃小姨心跳加速，脸如血泼。关键是翟家二公子又放肆地摸了黑娃小姨的脸，这让黑娃小姨羞愧难当。黑娃小姨甚至于产生了一个可悲的想法：“这个人已经摸过我的脸，将来我怎么好意思再找别的婆家？”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的发生，黑娃小姨还真的会成为翟家二媳妇，但冥冥之中自有天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