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大三结束了。
这是大学里的最后一个暑假了，有的同学为毕业能找到好工作四处求实习，家里有关系的可轻松地在金融系统的银行、券商或是保险公司的某个部门某个网点镀层金；家里没啥关系的这些单位一般也不招实习生，只能去民企、国际贸易公司、会展或物流这类的公司混个实习证明。好一些的单位给饭贴、车贴，次一些单位管顿饭，两个月的时间为接触社会打好前站。
江小云在上海举目无亲，凭关系找到对口的实习单位这条路不通；她也向校内BBS发布的实习、兼职信息上投过简历，都是石沉大海；她甚至依照报纸中缝的求职广告去了现场，在一间小房间中坐了好多求职者，排队半天面试5分钟后，得到的答复是简历留下，交500元的介绍费。应该是骗子，她没上当。
按理说江小云的简历足够优秀了，大三的专业课她上得得心应手，什么囚徒效应、博弈论、麦当劳指数、帕累托最优……每一个经济学的知识都像讲故事一样有趣，她的绩点提升到3.9，妥妥地TOP3；同时，江小云不满足于计算机的中级水平，考了全国三级，自学了数据库的知识，办公自动化也不在话下。
问题出在哪里呢？久思不得其解。
一天，她在食堂门口的张贴栏前看到一张海报：“为了明天的希望——招募暑假去贫困县支教志愿者”，海报上孩子们纯真的笑容深深触动了她的内心。她一个小城镇出生的平凡的孩子，靠着做题来到了全国最繁华的城市，见识到了许多以前没有见识到的世面，那些孩子可能连县城的门都没出过。
江小云毫不犹豫地拔打了海报上的报名电话：“喂，我想报名当志愿者。”
这是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牵头的是法学院的一位学长。“太好了，欢迎你的加入。”
不用面试，不用关系，只需要有一颗真诚的心。
活动纯属公益，也没有赞助商，仅靠着这一纸海报招募志同道合的人士。
全校共七人报名，四男三女，来自六个专业。七人花了两周的时间，跑遍红十字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为孩子们筹集到200册各类图书杂志；七人在食堂门口摆摊募捐，将收集到的捐款购买了书包文具。每个人双手满负荷地拎着，坐上了开往安徽阜阳的绿皮列车。对了，火车票也是七人AA各自购买的。
列车开动了，风从车窗中吹进，拍打着江小云的脸颊，她眯起了眼睛，她感到了温暖、纯静和愉悦。
火车到站了。换上了长途汽车，接着又换乘了公交车，路越走越窄，由大马路变成了水泥路，又由水泥路变成了泥泞地。
最后他们下车步行于乡间小道。
走着走着，远远地听到了极不整齐的鼓号声。一群孩子向他们奔来，嘴上念叨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争着抢着拎走了手上的重物，三三两两拎着重物脚步飞快地往学校奔去。
原来他们还有鼓号队呀，江小云想起了她小学时参加的鼓号队，鼓和号都是长时间使用褪了色掉了漆的，传了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小云从二年级的三角铃敲起，小钗、大钗、小鼓手、一直到最后的指挥手，除了男孩子专司的小号，每一样她都干过。
“哈哈，我小时的鼓号队算不正规的了，每年去市里比赛都是打酱油的。原来还有更业余的了。”小云心里乐开了花，她想到了要将她小时候学的鼓点交给孩子们。有些小时候学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快乐的记忆，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是一所专门收养孤残儿童而设立的学校，老人从20年起收养的第一个孤儿起，现在学校里已有200多名学生，全靠爱心人士的民间捐赠生存下去。
四男三女各住两间房，这两间房是全校最好的房间，窗户是用木板条钉成了，从门缝可以看到泥巴的操场。
第一夜，小云没睡好。蛐蛐声、蛙叫声、偶尔还有狗吠。凌晨，鸡叫了，一辆拖拉机开进了学校。
小云早早地起了床，发现那是一辆送菜的拖拉机，车上载着一堆西瓜、西红柿、白菜、土豆。她看见人们在过称，她很好奇地问了一句：“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呀？”
“三斤。”拖拉机上的农妇回答着。
“三斤？”三斤啥意思？她疑惑地重复了一遍。
看着她疑惑的表情，学校的工作人员用带着口音的话解释：“一元钱三斤。”
在上海，稀奇的东西要么按克来卖，要么就是面积按十万来卖，处处突显出人民币的不值钱。
在这里，卖东西居然那么地原生态和接地气。
西红柿一元三斤，西瓜一元五斤，便宜时一元七斤，一元在这里是一个标准的衡量单位，它与许多实物等价，一元钱在上海的地上可能都没人捡，但在这里，一元钱是那么地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