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朝，我们恐怕都会想起这样的一个词，叫做“大唐盛世”，的确，大唐有过国富民强，万邦来朝的辉煌，老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只可惜，好景不长，“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场安史之乱，将大唐的国力消耗殆尽，虽然后来光复社稷，重整河山，毕竟还是元气大伤啊。大历年间，距离安史之乱的平定，才只不过数年的时间，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比如说，藩镇割据的现象依然很严峻，西北边陲回纥、吐蕃一直都蠢蠢欲动等，实际上，大唐帝国虽然说是中兴了，中央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却依然薄弱。
大历十才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唐代宗大历年间活跃于诗坛的十位诗人，根据姚合的叙述，他们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不过，对于他们的人选，宋朝以后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像刘长卿、李益、郎士元、皇甫曾、皇甫冉、冷朝阳等诗人，都曾经被拉入过大历十才子的名单中。大概是因为大历十才子中的某些诗人，如吉中孚、耿湋、夏侯审等人，流传下来的诗篇实在是太少了，后世评论之人，觉得应该要挑选一些更有名的诗人补充进去，所以才这样做的吧。
大历年间，虽然战事已平，可是，百废待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大历十才子大都身份低微，官都做得不大，仕途都不太顺畅，不过，他们却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写一手好诗，算得上是才华横溢之人，所以，他们往往都充当权门清客，写一些应制之作，除此之外，自然景物，乡情旅思，临别赠言之类的，是他们最擅长的题材了。他们的经历和诗歌风格都很相似，所以，人们才会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合称为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中，李端、卢纶、韩翃等人，都颇有诗名，写出过脍炙人口的诗句，不过，纵观他们的诗篇，却都是应制诗居多。李端曾经担任校书郎等职位，晚年隐居衡山，自号衡岳幽人，他的诗歌，大多都是一些应酬之作，如在赴宴的时候，为郭驸马写一首诗歌，赞颂人家“青春都尉最风流，二十功成便拜侯”等等。他的诗歌，大多表现了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虽然也有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不过，这样的诗句还是比较少的。
卢纶，天宝年间曾经参加进士考试，只可惜，时不我与，正好遭逢了战乱，于是不第，后来在代宗年间，又曾经屡次应试，全都不第，仕途那自然是坎坷异常的。后来是因为有权贵的举荐，所以才做了很短时间的官，这完全是得利于他善于交际，既然如此，他的酬唱和赠答之诗，显然是数量很多的了。不过，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曾经为了躲避战乱而旅居各处，而且还曾经有过从军生活，所以，他的诗歌中，也有一些描写社会现状的诗歌，尤其是他的边塞诗，写得相当出色，那“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诗句，流传千古。
再看韩翃，他的诗歌也有很多都是讲送别的题材，他的笔法轻盈飘逸，写景的时候，十分别出心裁，虽然流传下来的诗歌不多，那句“春城无处不飞花”，却传诵很广，算得上是千古绝唱。
而钱起呢，他虽然也屡次落第，不过，天宝年间，还是考中了进士，当过校书郎、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在大历十才子中，他的诗名很响亮，尤其是他的五言诗，是很有名气的，有“五言长城”之称。可惜，他所最常写的题材，依然还是投赠应酬之作。当时，他赫赫大名，和另一位诗人郎士元齐名，称为“钱郎”，当时人赞颂他们，说是“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那“沈宋”，指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俩是律诗定型之人，最擅长的就是应制之作，“钱郎”既然和他们并名，说明他们在应酬诗方面，也是别有一功的。据说，在那个时候，要是朝廷公卿出使，而没有钱、郎两人赋诗送别，是会遭到世人鄙视的，由此可见，这钱起在当时的诗名，有多么响亮了。
其实，司空曙、吉中孚、苗发等大历十才子中的其他人，也都差不多，有着相同的身世，创作着类似的题材，他们都身为失意的中下阶层的士大夫，世事无奈，想不写这样的诗篇，也不行。
当然，除了应制之类的诗歌以外，他们也曾经创作其他的题材，比如说，吟咏山水之美，表达自己隐逸的愿望之类，这些，也都是他们诗歌的主要题材。大历十才子全都非常擅长描写自然景物，写一些山水田园诗歌，说起山水田园派的诗歌，自然要让人想起大诗人王维了，的确，大历十才子大多以王维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寄情于山水之中，歌咏大自然。
看司空曙的《江村即事》就是其中的经典作品，“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这首诗歌所描写的是一种闲适而优雅的乡村生活，“钓罢归来不系船”，诗歌开篇就描写了一个率性而为的渔人形象，展现了当地的民风淳朴。“江村月落正堪眠”，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安静而祥和的夜晚，而后面的“风吹去”，则又静中有动，动静皆宜，那渔船随风飘去，可是也飘不远，只是停留在芦花浅水边打转转，所有人都入眠了，无人去理会一只小舟飘到了哪里，实际上是用船的动，来反衬出山村的宁静。这样的诗歌风格，和王维的《山居秋暝》，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遗憾的是，大历十才子和王维，还是有所不同的，王维虽然也因为仕途不顺而隐居在终南别业中，但是，当时的社会，和大历年间那种万物萧条，百废待兴的场景，还是有区别的，所以，王维可以不用多考虑别的，只管寄情山水，陶冶情操，将一切对于世事的不满，都抛诸脑后，追求一种安适自得的心境。而大历十才子呢，他们长期处在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的生活中，眼中所见，虽然有山水之秀美，但是更多的还是满目疮痍，世态炎凉，所以，他们笔下的大自然，便少了几分唯美，多了一丝惆怅。再加上，他们虽然想学陶潜隐居，李端也曾写出“传书报刘尹，何事忆陶家。若为篱边菊，山中有此花”这样的诗句，可是，他们毕竟还是不愿意放弃扬名立万，功成名就的机会，所以，终日里周旋在达官贵人中间，酬唱做答，寻找着自己出仕的机会，可命运多舛的他们，又始终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心情又如何会好呢，笔下的山水，自然就多了几缕惨淡的愁云。
就好像李端的《溪行逢雨与柳中庸》，“日落众山昏，萧萧暮雨繁。那堪两处宿，共听一声猿”，这首诗歌，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唯美的山中美景，只可惜，虽说那日落山昏，萧萧暮雨的场景，给人一种恬静，祥和的感觉，可是，最后的那一句“共听一声猿”，却又无端地给人一种身世凄凉，落魄江湖的感伤。要知道，这猿猴的鸣叫声，常常被人认为是悲哀的，“杜鹃啼血猿哀鸣”，它和杜鹃啼血一样，渗透着深深的感伤。正所谓“猿声到枕上，愁梦纷难理”，在李端的这首诗歌中，虽然没有提到一个“愁”字，但是，这“一声猿”，却还是隐隐暗喻了，诗人在今天晚上，必然会想起自己羁旅天涯的不幸，必然会悲从中来，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所以说，大历十才子，虽然也想让自己变得更为豁达，想学得像王维一样，淡忘功名利禄，但是，时事所趋，他们想静，却还是静不下来啊。
安史之乱，造成社会动荡，时局紊乱，对大唐朝的破坏，那是极大的，黎民百姓更是遭受其害，但是，安史之乱却造就了一个流传千古的不朽诗人，那就是杜甫，杜甫用自己的那支如椽的大笔，将安史之乱的详细情况给记录了下来，他在乱世之中，将民生疾苦和自己飘零落魄的身世，全都写了下来，写成了不朽的诗篇“三吏”、“三别”，堪称是“诗史”。杜甫将他在一路上所看见的战乱场景，选择最有典型意义的征兵和驻守等方面的事情来描写，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老翁”、“中男”、“新娘”等人物，让读者全方位了解了安史之乱的情况。
照道理，大历年间，虽然战事已经平定了，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各种社会问题，应该依然还是存在的，可是，十才子的诗，却很少可以看到反映时事的诗歌，揭露社会矛盾的诗歌，那就更加少了。这可能和他们所接触的人群有关，整天和上流人士混迹在一处，自然题材狭隘了。
不过，话也不能说绝，还是有些诗人，写了一些类似作品的，大历年间，战事已经结束了，可是西北边塞依然不太平，所以，大历十才子们便创作了一些边塞诗，比如卢纶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大唐朝，说起山水田园诗，首推王维，而要说起边塞诗派，则不得不说高适和岑参。同样是写边塞诗，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大历十才子笔下的边塞，和高适、岑参笔下的边疆，还是有所不同的。
大漠狼烟起，无论是谁，想到边塞风光的话，都会想到苍凉悲壮这样的词汇，可是，生在大唐盛世的诗人，笔下的边塞风光却更多给人一种奇异瑰丽的感觉，与其说是萧条凄凉，还不如说是生机勃勃、苍茫雄奇的感觉，更多一点。就算是描写奇寒彻骨的飞雪天，岑参也会写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的句子，不仅尽显不畏风雪的豪迈英雄气概，甚至还给人一种看见风雪降临，不惧反喜的感觉。
再看看大历十才子呢，以卢纶为例，人们说他的诗歌浑健沉雄，有盛唐余风，别的不说，一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就给人粗犷雄放的感觉，的确是颇有盛唐的气势。卢纶毕竟曾经长期在河中一带担任元帅判官，所以熟悉边塞的生活，可是，其他诗人呢，他们对于边塞的描写，就缺少气魄了，大多都只是描写恶劣的自然环境，从而引申到残酷的社会形势，往往带有主观的感伤色彩。
这也难怪，谁让他们生在中唐年间呢，这样的情绪，在边土沦丧的中唐，是普遍存在的，拿钱起的那首《送征雁》来举例子吧，“秋空万里净，嘹唳独南征。风急翻霜冷，云开见月惊。塞长怯去翼，影灭有馀声。怅望遥天外，乡愁满目生”，在这首诗歌中，描写了戍边的将士因为长久离开家乡，所以心中惆怅，望着天边的大雁，生出了离愁别绪。在钱起笔下，我们再也看不见盛唐年间那种绝域边塞的奇景了，更多的只是看到一种悲凉伤感的意境。
笔下描写的景色不同，皆是因为心中的情感不同。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也并不全部都是寄寓诗人建功立业的志向，歌颂戍边将士英勇无敌，其中也有一部分诗歌，是用来抒发胸中愁闷之情，揭露社会问题的。比如高适的《燕歌行》就是这样的一首代表之作，这首诗歌所描写的内容，就是唐军一场失败的战役，高适在诗中痛斥了将领的庸碌，但是，即使是这样一首揭露社会黑暗的诗歌，高适在写到普通士兵的部分时，还是写得豪迈悲壮，“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写出了普通士兵英勇不屈，以死殉国，魂归故里的豪迈之情。
而大历十才子的笔下呢，只能看到他们抒发胸中的愁闷，却很少看到豪迈之情了。安史之乱，使得大唐国势一落千丈，蠢蠢欲动的吐蕃、回纥等开始频频侵扰，大唐朝内忧外患，这逐渐衰弱的国势，在诗人心中投下了阴影，表现在诗歌中，自然会将对战争的失望、厌倦，对朝廷妥协无能的哀叹，对久戍边塞，不能回归故乡的怨恨等心情，全都写在诗中了。空虚、寂寞、哀婉、忧伤的情绪，充斥在诗篇中，让人几乎分不清，这究竟是边塞诗，还是感伤诗。
且看耿湋的《陇西行》：“雪下阳关路，人稀陇戍头。封狐犹未剪，边将岂无羞。白草三冬色，黄云万里愁。因思李都尉，毕竟不封侯”，充斥在诗篇中的，全部都是诗人那深沉哀怨的主观情绪。同样都是用了李广难封的典故，在耿湋的诗歌中，由于搭配上了前面的“黄云万里愁”，给人的感觉，除了惆怅，还是惆怅，体现了诗人对于功名难成的感伤。而我们再看盛唐时期的高适呢，“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虽然也用了李广的典故，但是，配合上前面的“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句子，我们可以感受到，高适和耿湋不一样，他借用李广，除了用来讽刺封建统治者不能知人善用以外，还有一种呼唤李将军，希望能够再次出现如同李将军那样和士兵同生共死，与子同袍的人，可以带领那些为国尽忠的士兵，打退顽敌。如此一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到，同样是边塞诗，大历十才子的诗句，和盛唐之时的诗歌，还是有着明显不同的。
诗僧皎然在其《诗式》中，曾经提到大历年间的诗风，说道：“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为己有。”的确是如此，大历年间，以大历十才子为首的诗人们，在诗歌题材上比较狭窄、单薄，大多都善于描写自然景物和乡情旅思，要不就是做一些应制之作。这怨不得他们，大唐中兴还未开始，社会萧条，处于这个时期的诗人们生活空间小，也只能写这些内容了。
不过，大历十才子，毕竟还是才高八斗的才子，在诗歌内容上无法有所突破，他们就转而开始在诗歌形式上精心雕琢。在诗歌体裁上，他们都擅长写格律诗，特别是五言近体，而较少写乐府歌行体，他们的格律诗，写得语词优美，音律协和。不仅如此，他们的诗歌，往往着重遣词造句，所以，常常可见脍炙人口的诗句，显示了他们深厚的文学素养。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弊端，他们太工于炼字炼句了，却忽略了诗歌整体的谋篇布局，因此上，虽然诗句唯美，却依然还是在气势上不及盛唐。
大历十才子，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志愿，有着共同的审美情趣，也有着共同的创作原则，他们相互唱和，一个在特定的年代，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诗派，虽然说，盛唐已过，他们处于大唐诗歌创作的低谷阶段，但是却为中唐后期的诗歌复兴，奠定了基础，依然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