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写《人主道》以来，为充实内容，又集中精力观看学习了不少东西；虽然很多对正文的写就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但却使我的思想世界大受震荡。这种震荡与交织使我不断涌现新的思考，于是顺理成章地写下了一些随笔。后文就是随笔中现在看来还有其一观之价值的部分。
一．荒诞、虚无与斗争
今日浑浑噩噩一整天，除了写下这篇文字再无收获。
开学逼近，顿感将再入监牢。愤懑讲多了会折寿，索性不讲；背后说人坏话容易遭雷劈，索性不说。人总是这样，压抑之时便容易想起荒诞与虚无。于是想起了加缪那句话：“人生毫无意义，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 杀；其他一切问题，不过是游戏。”
这话有趣的很，事物披上“游戏”的外衣，就是对其价值与意义的否定；自 杀使人主动地让自己从无意义的世界中剖离开来。又有着虚无主义的厌弃感，也体现了一种诡异的抗争欲 望。荒诞源于反差，在黑暗中思慕光明的人才会有荒诞之感，也就说，无论愿不愿意承认，对荒诞主义有所爱好或深信不疑的人们总是会在心里为自己的理想世界默默构建蓝图。此心不灭，自有一番行事。这种行事，无论形式如何，皆为抗争。
有这么一种形式，就叫“抽象文化”。
抽象文化的风靡将一切所谓“经典”、权威、个人崇拜全部消解，逃避式的表达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诉诸着对割裂现实的批判，并且暂时性地将权力与规则解构，躲避现实矛盾，让人有了一丝喘息之机。之所以说它是在抗争，是因为逃避式的表达至少还是表达。但在解构主义进行着自我解构时，对边缘化的关注便转化为了对人性的彻底抽离。于是抽象文化陡然分离出了亵 渎文化——“亵 渎文化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就是放大了抽象文化里的攻击性和审丑性”，它以建立优越感的方式完成自我满足，它毫无底线，于是批判性也被解构了，转而成为攻击嘲弄他人的武器。这里的例子很多，最使我有感触的却是键政魔怔人们在喊出一句句黑话定义对方“成分”时，通过无端地将对方的信仰戏谑化获得的优越感——这丝毫没有尊重。乐子人们喜欢将抽象文化提纯成充斥着恶意与不敬的表达，但他们不会顾忌话语带来的伤害和对对方的亵 渎。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抽象表达无法消解现实矛盾时，亵 渎文化的产生则是必然——这时才真正完成了从荒诞主义向虚无主义的华丽转身。或许也是因为，当解构主义无法控制在一个限度中时，解构主义将解构一切，否认一切。
泛泛而谈的虚无主义者们或许自身也并非多么了解虚无主义，但这却让我们的批判变得更加容易。如果解构主义可以连带自己一起解构，那么虚无主义为什么不能连着自己也认为虚无呢？——开个玩笑。虚无主义飘洋过海而来，而西方的大哲们素来喜好逻辑。假定虚无主义暂且被定义为“认为世界是完全的虚无”；换句话说，我们批判对象只是世俗的虚无主义者。那么我们不免有这样一个疑问：虚无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必然经过某种思考。那么当我们肯定虚无主义的同时，就必然意味着连同产生这种思考与领悟的“综合载体”一并被肯定了。除非认为这种思考与领悟的产生不需要综合载体，也就是说可以认定为空穴来风，那么类推之下世俗的虚无主义也将是空穴来风。另一种反驳是，虚无主义还针对真理，所以通俗意义上的推演方式都是失效的。可如果这样，逻辑也就失效；既然没有逻辑，虚无主义又从何得出呢？难免又是空穴来风了。所以一个世俗的虚无主义者至少应该从中二选一，要么承认“综合载体”的存在，要么承认逻辑的存在，否则虚无主义的确也将把自己虚无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虚无主义都缺乏基本的认识，以至于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虚无主义者。但后来我发现，虚无主义者在解释世界是什么时，大多表现得悲观；我的态度则是无所谓：世界可以是神的棋局，可以是心灵的展开，也可以是虚无——并且我喜欢说世界是虚无的，这使我感到放松与愉悦。原因是这样的——世界是虚无，因此物质的种种都是虚幻，只有“综合载体”，即我谓之“本心”存在；而既然物质是虚幻，那么成败也就成了伪命题，因为在幻光与浮云上建起一座大厦是无法想象的。于我个人来说，行动的掣肘正是一种“得失心”，那么在这场盛大的虚无之中，“得”与“失”就失去了物质层面的考量价值，它们不再重要，我也能够顺理成章地表现得无所谓，所以没有什么好顾忌，因而这种“无所谓”就成为了行动上的“无畏”。因为既然只有本心存在，那么随心而动就足够了，何必再去看结果呢？在后续的学习中，我发现这种观念很像禅宗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八个字又堪是《金刚经》的主旨，加之佛家眼里，只有佛性是存在的——这令我颇为振奋，毕竟我在现实世界得到这种层面的肯定是几乎没有的。而王德峰教授在讲述禅宗之“悟”时，将其描述为：“悟”就是与虚无的默契。我虽不敢说领悟，但实在感到妙不可言。
不过就像我先前说的，我只是“喜欢”将世界认定成虚无，但我不会这么界定世界。一个是主观情感一个是事实，因而我在没有看到那句“对世界的解释态度只是一个理论态度”之前，我习惯性的表达则是“世界就是世界，它无需拥有严肃的定义”。我不信有神仙，但我相信有鬼，我还相信前世今生、三世因果，同时我又时刻持有唯物史观。可在生活中遭遇问题，我觉得最正确的处理方式还是实事求是辩证看待。世界观是怎样或许是会对方法论产生重大的干预的，但谁说人生的过法必须一成不变呢？如果因为阳明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就以一种唯物论者的不屑去蔑视它，那这未免太荒谬。如果有人能将王阳明的道践行下去，或是把墨子的道、慧能的道、荀子的道、孟子的道、鬼谷子的道践行下去，他也终将伟岸。但一切的种种，除开旁门左道与着重讲述“斗争技巧”和“术法”的派别，如鬼谷子和法家，当真的能领悟到其中的“道”，能够领悟墨的兼爱，佛的慈悲，荀的天道，孟的人本，阳明的致良知之后，他或她所做出的行为会和所谓“为共 产主义而奋斗”相差很多吗？
凡有价值之思想流派，定会对追求理想世界付诸积极行动；如果不会，价值大多表现在纸上谈兵——这也是我对马克思发动哲学革 命的对象也持反感的原因。解释来解释去，无甚大用，甚至很多所谓哲学家自己的作风也颇成问题，我既然连朱熹都讨厌，讨厌他们想来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当然，这绝不是贬低，只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实际上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已在近代结出了最终的果实——自然科学，它的建立正是要感谢康德、叔本华等人构建的“理性世界”，尽管“理性”不能很好解释社会。可喜的是，马克思与尼采之后西哲又呈现了一番新的态势。
一种思 潮的产生必然根植于产生这种思 潮的现实基础，在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影响下方显得不同。既然现实基础是不同的，那么思想也是不同，故而追求统一的智慧并不明智。在思想上，中西结合我以为是无稽之谈；只是因为世界的联通我们得以互相看见，在遇到疑难杂症之时可以看一看彼此如何解决，但每个民族都应以自己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走向未来——条条大路通罗马，大抵如此。将其缩放到个人的身上，我想也是这样。无论以何种或伟岸或卑劣的话术强行框定人生的意义，都是对生命的大不敬。譬如“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你可以去宣传，但不可以灌输，否则将缘木求鱼。人因不同而美丽，那么每个人对于人生意义的解释也终将不同。
而于我而言，人生的意义在于斗争。但我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我自身理想的来源似乎并非现实世界，而是一种心灵世界。当看到还有人在承受无端的苦难时，我会痛苦；为了不再痛苦，我希望世人不再遭逢无端的苦难——因此我要与降下这苦难的东西斗争。出发点也不过是想让自己好受些，倒也是一种利己罢。只要抱守良知去斗争，什么宗教信仰流派都是无所谓的。偶尔有人觉得我是共 产主义者，但这些人中大多不了解我的所思所想就如此下了定论，因此我时常感到不满——对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追求难道是共 产主义者的特权吗？不过是因为现实世界里貌似常常只被允许所谓“马哲”的存在而已——一种被束之高阁的“马哲”——即便马克思自己都不称自己的思想为哲学。高尚从不应只有一种方式。况且被认定的共 产主义者们大抵是不接受一个愿意相信轮回转世和鬼的人的，毕竟这不唯物。也正好，反正个人层面，天下大同、慈悲、禅宗的虚无和道家之“无”更吸引我。
在谨守道德的基础上，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即是对荒诞的反抗。
于是想起康德的一句话，亦是以此作结罢：
“两件事物充斥着我们的心灵，它们永远历久弥新，不断地加增着敬畏，我们越来越经常对它们进行玄思：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夜
二．记《夜奔》
毫无疑问，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伟大的一幕，私以为与“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的鲁智深坐化六和寺并为《水浒传》中的“两顿悟”。不同的是，鲁智深的顿悟源于他一生的率性，无论行为笨拙乖张还是侠肝义胆，其催动都只在刹那间，且这种决于刹那的力量并非人性的恶，而是内心深处的良知，因此他能在命途辗转中完全用“本心”驾驭自己，最终实现“与虚无的默契”。但也必须承认，这种极富禅意的“顿悟”即便是“究竟涅槃”，也是以走向寂灭的方式进行的。而风雪山神庙的顿悟对于林冲来说则是彻底奔向封建伦理所无法涉足的荒野，驶出了对底层人民充满傲慢的时代命运的既定轨道，这让其更加具有悲剧色彩。
包括金圣叹在内很多人在评议林冲时，都以其能忍且出手果决而作出毒辣的判断，我对此颇不认可。我以为林冲在抵达沧州之前的一切隐忍都无非只有一个主要目的：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因而这也必然成为他的软肋，因此他一次次地妥协退让。倘若他真的是个窝囊的人，就不会在晁盖一行人即将离开时怒起而火并王伦，这显然不能解释为有看破局势的眼光，否则他先前就不会被逼到那般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如果觉得为了妻子而受气也是窝囊，那么我的确无话可说，或许在持这种论调的人眼里，只有大男子主义才是对男人气概的彰显吧。
林冲是极典型的，现在看来又是一个极可贵的人物。一方面，他因自己身上背负的责任而被百般桎梏的境地在底层人民之中是极广泛的，他们时刻对剥削者饱含怒火，但那份软肋却时刻令他们不得不屈服于肉食者的淫威。他们是民，他们被历史强制失语，以至于提出抗辩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林冲无疑是无数的“民”中能够“自觉”的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隐忍并没有将其奴化，他毫不麻木，他还保持着对痛苦的思考，所以他能在走投无路时不再选择逃，而是转身将那些斩尽杀绝者、欺世盗名者、行虐于民者一一手刃。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蜕变——因为这代表一个“草民”不再迷信于为统治阶级站台的所谓律法，不再相信充斥着教条与欺骗的一纸空文，也不再承认那些莫名其妙的人世间的公理与正义。这一刻，暴力即真理，斗争即一切，这毫不残忍、毫不血腥，因为哪怕是一个不敢举起武器的人也不能对肉食者的暴 行加以辩护，是的，一切都情有可缘，一切都是咎由自取——这是人性的爆发，是对自己生存权力的捍卫。这种爆发需要血性，需要自觉。所幸林冲是“自觉的民”，所以他是英雄。
如果说石秀跳楼，无奈的是举目无亲的白丁摸爬滚打之艰难，那么林冲夜奔，便是一份决绝，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断了那带了几十年的枷锁，堂堂正正地再活一场。
“望家乡，去路遥。叹英雄气怎消，怀揣着雪刃刀，急走羊肠去路遥。风吹落叶飘，深林震虎啸，似龙驹奔逃，魂飞胆销，汗淋如汤浇，心煎似火烧。生死应难料，劬劳悲号，似这鬓发焦灼、行李萧条。此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海沸山摇！”
他压低自己的帽沿，背上银枪挑着酒葫芦，就这么背对着熊熊烈火的屋子埋头赶路，风雪再打也阻滞不了他，或者说，他已没资格停下，尽管这是烈酒掩不去的彻骨。但不会有人觉得潇洒，因为他像极了你我——但就断去枷锁而言，却胜你我太多。
风雪山神庙只是个通俗小说中的故事，但它一定会重演无数次，毫无疑问。
有时觉得这是一种美，悲壮、决绝、孤寂、炽烈，并感叹现在的作品很难有这么美的呈现了——不过多数时候宁愿这美不要，我只愿某个平行时空之中，林冲能和他的夫人长相厮守。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夜听《夜奔》有感
三．于“白马非马”而来的随想
从逻辑上讲，中国古代哲学的名与实的对立，很像西方的主词与客词的对立。例如说，“这是桌子”，“苏格拉底是人”，其中的“这”与“苏格拉底”都是“实”，而“桌子”与“人”都是“名”。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若试图更为精准地分析到底什么是名、实，它们关系是什么，我们就很容易钻进一些非常可怪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我们带进哲学的心脏。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走的是一条“体会”的路，西方哲学走的是一条“思辨”的路。“体会”是从心体上去领会天道，“思辨”是探究事物和经验成立的根据。
——王德峰
昔日名家有“白马非马”之辩，所争为名实。尽管饱含形而上学的色彩，但至少在处理问题的方法 论上采用的缜密逻辑与推论却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但显然，这种叹为观止的背后并没有使问题本身得到解决。除非从更高维度看待诸如“白马非马”一类的问题，否则，我们的确无法提出有力的反驳。这是理性的魅力所在，亦是他的死穴——逻辑的缜密与自洽并不意味着他站在大地时能够无往不利——一切的理所当然都不是一如既往的，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富狂想的疯魔，更不要说人生这本彻头彻尾的讽刺小说。一个人不可能将秩序感完全建立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外部的种种无不冲击着理性的逻辑，譬如一场战争对千百万人命运的更改，亦或一次坠机的阴差阳错。在岁月的重叠中，我们每每发现事情的流演超出了我们理性的判断，此时无人独善其身——或许有，但依靠的一定不是理性与逻辑，而是生命情感的境界。
人之所以泰然自若，不是因为用理性预料到了一切、推演出了一切，而是用感性悦纳了一切；理性是需要结果的，否则逻辑与思辨便显得没有意义；感性则不同，她停行不定，变化无常，但使人真真切切地站在现实的大地上，因为她使你得到的是生命情感，是那一份份经历中的动容。
从生命情感出发，我对自然天地持有着基本敬畏，因此我始终对可知论有这样一个看法：可知论在逻辑中存在、在理性世界中存在，但它永远不可能于现世存在——任何所谓“认识”都必定带上个人的思想烙印，绝对理性的人不存在，因此“知”的是真是假也是无从说起的，同时这种可知论的“知”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活动，因此他同样只应被理性的方式肯定，而不应被理性与感性掺杂着的实践肯定；实践的肯定不是从认识活动的层面，而应该是从领悟的层面——但既然是从领悟的层面，这个“知”也就无从谈起。一只犀牛的眼里总会看到它的犀牛角，因此它总是无法一览天地的全貌，如果采取的手段是将这犀牛角砍去，那犀牛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犀牛。也就是说，只要还承认自己是一只犀牛，那么就不应当说自己能够看清世间的一切——尽管看不清也无伤大雅。
当然，我并不是在与导师们唱反调，我只是出于一种敬畏的心态。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看法，请允许我借用以前写下的一段文字：
在佛家的眼中，世间万物都是无，所谓“缘起性空”是也。譬如一根粉笔，用西哲的观点来看，它由粉末构成，粉末又由各种粒子构成，粒子可分并不断继续分解下去，直到最基础的那个“实体”，也就是来到了纯粹物质的层面。但毕竟人无法与物质、无法与实体打交道。佛家则是十分直接地提出，事物（包括这粉笔）是由因缘造化聚合而成，缘起则生，缘尽则灭，如此生生灭灭。我看这说法是很不错的。假设你爱上了一个人，并且你们走入了婚姻，你们认为自己能一直爱下去，这份爱能一直存在，但在岁月的浮华中，即便不是情感上的隔阂，但终有一日你们其中之一将会死去，于是这份双向的爱就不再了。爱从空中来，又终归要到空中去。因此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我们无法与物质交互，换言之，真正使我们的存在成立的是那个名世界。正如西方存在论的观点——世界的成立有赖于诸存在者本身的存在。物质形成了诸存在者，但两者根本不同，因为使得后者根本成立的终极原因是人本身的感性意识对诸存在者的辨识——没有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因而说缘起性空，虽然从“性”的角度这个世界是“空”、是不存在的，但佛家依旧愿意从“缘起”的层面承认这个世界，也就是超越物质实体的人间世——它作为起源并不被认为存在，但作为“缘起”的这一过程，它被存在了。这立即使我想起了恩格斯的那句“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因此我得这么说，首先我极其赞同恩格斯所说的这个以“过程的集合体”为面目存在的世界，并且我认为这个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就是佛家所说的“名世界”。而在名世界的最深处，存在着亘古不变的、抽象至极的、虚静的基本真理——之所以说亘古不变，是因为他们不是能够被推演的。当人们沉醉于西哲那精妙绝伦的思辨与推演中时，请不要忘记向根处发问；而在逻辑的影响下，我们必须承认，让一切推演能够彰显意义的最深处一定有着不可推演的东西，否则理性的逻辑将成为死循环，他将彻底成为一个漂浮不定的悖论，这无法用科学认识的无限性来解释，因为这种认识的缺失不单单是如今的最后，更发生在了一切的起点——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科学与宗教无异。
“概念不是对现实的反映，概念是人跟事物打交道的表达”，科学也不过是与事物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刀是如此得锋利，但对雕塑家来说还是太钝了；化学物质的种种属性都是用理性之下制定出的数据标准对事物进行的一套框定。因此科学的意义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与生俱来，而是由于在现实的成功运用下才被肯定。可见迷信科学的人是多么的愚蠢。戏谑地说，或许我们都应当完全从实践出发，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才能免受科学之“名”的束缚——莫管哪种方式，莫管当下能否理解，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但我紧接着感到，这何尝不是一种“唯实践论”？何曾背离了马克思的教诲？
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王阳明
自以为是的流俗的唯物主义者们以其无法言说的傲慢与无知，通过将阳明心学扣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的方式妄图抹杀这一中国本土人生哲学的至高成就。事实是，当今还有多少唯物主义者们的道德足以媲美王守仁呢？当今还有多少唯物主义者们对底层人民的爱比得上王守仁呢？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那么，当今的人们有什么资格在不去了解阳明心学的情况下肆意妄言呢？我向来认为，中哲的根本特征不是用唯物唯心就能区分的，中国哲学归根结底是超逻辑的生命通感，它并不执着于讨论世界是怎样。世界观在这篇热土上不过是一个理论态度。
为什么“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不是花本身的寂灭，而是花作为世界中被人所关照的诸存在者之一的寂灭，这是感性的寂灭，根本就无法直接体现唯物或唯心的态度。动物是没有世界的，它们只是存在于那个特定的物质环境之下。人才有世界，人与世界是对象性的关系，缺位其一，另一个也必然消逝——这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譬如一支毛笔，它本身作为实体的聚集存在，这是从“空”的角度说的，但这个角度下，事物无法与人打交道；只有人被存在了，毛笔才能以毛笔的身份存在，因为这个存在的定性本身是根据人的感性来的。
我们十分可惜地看到，马克思学说的学习者们越来越偏离学说本身的“唯实践性”。但我想说，任何学说，想要把其“中国化”“本土化”，就必须将其从少数知识分子那里解放出来，流传于民间。我认为真正的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学术是不该被束之高阁的，它应该走向普罗大众。进一步说，“我们将来能不能用儒家的语言、道家的语言、佛家的语言来说马克思学说呢？——如果说成功了，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曾有过一个马克思学说极力本土化的时代，即毛的时代。但那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一即是在全民信仰之下，能够结合实践对晦涩难懂的理论自发地进行学习；第二，即是领导人事实上就是在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语境下的语言去阐释马克思学说——我的母亲没上过学，她听不懂什么是唯物主义，但她绝对明白什么是实事求是。
现在中国人的信仰已经普遍缺失了，如果还要纵容学者们将马克思学说引向至高无上的殿堂，其产生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五四运动几乎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如今的知识分子又将五四精神给否定了，于是中国人终于没有什么让情感与精神安身立命的家园了。
忆起王阳明的《答顾东桥书》，再度想起了那个中国古代文人恒久探讨奋斗的议题：如何使政治阶层成为树立道德自觉的主体？中国人总有着这样一种意识，即是对人性的约束，过去是让帝王百官修德，如今则是要用“人本”将资本逻辑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要我们至少还从理论上承认人民是真正的执政者，那么这样一个任务就再度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以扬弃的姿态重新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的人本教育，使最广大的人民终究成为道德自觉的主体——我们绝不能让历史再次选择“理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甲辰年十月初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