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曰：“……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资治通鉴》
对于携三十六骑通西域，将大汉之风吹彻八荒的班超，司马光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宽小过，总大纲——宽恕小的过失，集中力量解决大的问题。于是我们不免有两个疑问：特殊时期为什么应该对小的过失有所宽恕？什么才叫大的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我以为只有三个字：观大略。这是一种大局观，又可谓之目标论。
当拥有某种合理的目标后，领导者必然会对形势根据目标作出一番分析，哪里和目标关联性更强，哪里较弱。而关联性强的那批会产生全局性影响的问题就是“大纲”——大的问题。至于第一个问题，不妨从两个角度回答：第一是领导者“志气”的不泄，第二是团结组织成员。而这两种角度所共同对应的要点即是一种取舍观。
以抗 日战争期间中国共 产 党对地主富农施行的阶级调和政策为例，显而易见的，作为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自然是最先考虑的，国内阶级斗争则在其次，因此要做一些取舍，将各个能够积极抗敌的阶层尽可能团结到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看似和革 命目标产生偏差，其实不然——而且非但是无产阶级革 命。我们无法忘记法国大革 命后欧洲的封建主们是何其众志成城，更无法忘记俄 国十月革 命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勾连俄 国反 动派意图抹杀革 命，可见，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国内革 命的开展是大有裨益的——尤其对小国或弱国，智利的阿连德、格林纳达的毕晓普都是例子——如果国际环境的混乱程度达不到整个世界的话。
由此可见，“观大略”以其明智的取舍艺术有意识地将未来的敌人暂时团结到同一面旗帜下，本质是对利益的统一，是将计划的渐进性与阶段性合理纳入考量范围后的举措。而“志气”的不散则不能单从字面上理解。鬼谷子在其《盛神》中谈及五气，其一为“志”。
“志”当然是可以“养”出来的，但其过程必是久久为功，正如孟子所言之“养浩然正气”一样。因此实际上在短期看，它无疑又是恒定的；因为恒定，所以用一点就少一点。譬如水库中的水，本来是固定的量，但会随着打开闸门的增多而流失的愈多。而欲望就像这水库的闸门，打开的越多越会耗费“志”——“志”源于理想，最开始时，往往理想的格局越大，其“志”也就越大。“志”为行动供能，这也是为什么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会发展的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的原因。那么一个问题就无可避免地被提出来了：为何有胸无大志而一事无成者？抛开命途多舛不谈，就个人而言，原因往往是欲念过多从而消耗“志”。如平常爱说的“拖延症”，为什么会拖延？不过就是因为想去看其他的一时对自己吸引更大的事情罢了，于是“志”被白白消耗；日子一长，“志”所剩无几，所以拖延旧了也就真的形成了所谓习惯。
由此可见，锚定方向，使志如一，便可聚精会神，成事大概是迟早的事情。将其从个人升华到组织中，自然就是“观大略”了。
而在创业初期，组织力量不够，只能是该抓抓，该放放。这时领导者所着重关注和批评的自然就是重要方面。能力正常的组织成员会在长期相处里从中看出领导者的意图——生活中的认识比口头上的要管用得多，更何况，人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推理出来的而非别人所告诉的。故而“观大略”能够让组织成员真正明白目前的主要目标、主要矛盾，也就有了轻重缓急之分，能够理解领导者，以便收放自如——那么团结组织成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诸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魏略》
如果说上文是将“观大略”本身作为主旨谈论，那么接下来就是将其作为一个突破口，以找出这种方法论背后的思维方式。
针对所援引的《魏略》之文，曾有一种有意思的看法——诸葛亮的“观大略”并不只是读书学习的方法，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需展开论述。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有过一个观点，即中国哲学是富于暗示性的。这种暗示性从汉字本身的象形和文言的词略意丰中来，主导了中国传统文艺的根本精神。譬之如所谓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以生死杀伐的不同称谓暗含褒贬。但这种例子太过“接地气”，尚且不足以让我们抽象出一些东西。而《鬼谷子》《庄子》等作品就比较合适，有些人读鬼谷只以为是些辞令之学，正如看了庄子只当作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裹挟下囫囵吞枣地理解一般——但这不能怪罪于学生，毕竟应试教育之下的、对于文言文翻译的字字落实原则和虚词、句式的研究我向来是嗤之以鼻的，我只接受意译。（正如你不能要求二零二四年的中学生们去读懂《悟空传》中的老梗一般。）时代变了就是变了，一味追求直译只会为“形”所累，言形而忘神，得小失大。我们从未听说过中国古代有什么严格的语法体系，因为这种体系完全就不是能够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存活的，它不过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 潮下用英文语法体系牵强附会而来的，然后反过来将中国古籍的“神”束缚在了字里行间。我们尤其要警惕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改 革，因为这种创新改 革通常以篡改为实质。“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华古文化的精髓在于活学活用，对于场景的灵活变通，而不在于内容本身的变来变去。
以中国传统的一种世界观，亦是中国古代命理学与中医药学的基本世界观来加以阐释：世界是阴阳五行聚合流演而成。深受现代教育体系，即自然科学主导的服务于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教育体系的影响，一定会有很多“唯物主义者”们对其进行无情的嘲弄。权且借用倪海厦先生讲课时的举例来说：
“‘小姐，请问您相信中医还是西医？’‘我相信西医。’‘您为什么讲这句话？’‘西医比较科学，中医不科学。’‘好，那既然你用科学两个字来正名，请问什么叫做科学？’‘因为有数据仪器。’‘对不起，这是科技，不是科学。那么什么叫作科学，就是——假设你是对的——你没有验证，有什么资格讲我就是错的？’”
这和一般做学问的学术态度也是共通的：想要否定，就必须先要在否定之主体的立场上为其做辩护，终于到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再去批判；而不是一无所知就开始肆加评议，这是极其愚昧和鄙俗的行为。我们过去讲过的，如《言辩》中的“永远认为对方的情绪具有正当性”，还有日常经常说的要善于倾听，以及中国古代士人的学习态度“先入而后出”，其根本逻辑都在于此，你必须摒弃一切成见去尽全力理解，才能真正进入对方的思想世界，然后才能有后续的评判吸纳。儒家所谓“格物致知”，我个人的理解同样就是如此：真正进入“物”，即交互对象的那个世界才是格物，如此才得到真正的认知，这样的认知拥有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便始终保持对真理的虔诚，那颗发于良知的心也就能够安顿下来，这样才能修养自身的德行——是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如今的人学习，大多不往精深处去，始终流于最基础的认知活动，言形忘神，不能入其境。毛泽东曾这么描述过六祖慧能——“中国的唐代，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名字叫慧能，但他不识字，是文盲，他的思想非常深刻，他被认为是禅宗真正的奠基人。他的《六祖坛经》，是一部人民群众的佛经”。不错，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竟然是个文盲，这完全是为一般逻辑所无法容忍的事情，但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了。有些人拥有很多的知识，却是彻头彻尾的精神上的贫乏者；正如智商高不等于有智慧一般，在“贪嗔痴”没被解决之前，我看智商的超凡完全就是一种诅咒。一个人过得幸福与否，关键在于其生命情感的力量的强弱，而不在于功名利禄；安贫乐道不是没有的，家财万贯而郁郁寡欢也不是没有的。一个懂得“观大略”的人，是能抓住事物的“神”的，应用于人生，就能领会到这个作为“生命情感”而出现的主导人生感受的“神”。
那么再次回到《魏略》之言。引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黑塞的话：“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根本原因就在于人能不能洞见潜藏于书本之后的良知与大道，能不能扬弃“形”而去照见这个“神”。诸葛亮能够做到，因此他终将伟岸。
回归世俗器用的层面，“观大略”也就是对“神”的把握往往能够形成降维打击。譬如孙武立足于国家利益最大化、跳出单纯的战争的思想，“齐辰电”昭示的粟裕由军事家向战略家的转变，马克思立足人类良知长期发展观对旧经济学的批判，斯大林与罗斯福敌对的默契，当今中国西转战略与为世界经济重心迁移的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