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邲（bi）之战
战争各方关系：
战争过程：
前627年崤之战后，秦立即将其在攻鄀之战中所俘楚将斗克释放，与楚结盟，共同抗晋。 晋国为保持霸主地位，也不得不在西、南二方对付秦、楚两大国的挑战。所以，楚国虽未参加崤之战，但却是崤之战的最大受益者。
晋文公以后，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晋国君臣不和；而楚成王也在公元前626年为太子商臣所杀，太子商臣即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楚大夫范山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正是当时晋、楚两国斗争形势的特点。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又继穆王而立，他重用孙叔敖、伍奢等贤臣，国势更加强大，于是加快了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的步伐，并于周定王元年（前606年），借伐陆浑戎之机，观兵于周王畿地区，向周王室问鼎大小轻重，流露出觊觎天下的野心。
晋楚争霸，争取郑国是两国斗争的焦点。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在邲之战之前的崤之战后，秦国已与晋国反目，不必再顾虑西方，宋也诚心事楚。惟有郑国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常。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
从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年）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的三年中，晋国四次伐郑，郑服于晋。而从周定王元年（前606年）到周定王九年（前598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于楚。晋楚两国为争夺郑国，先后爆发了北林之战，柳棼之战和颖北之战；楚国在前608年的北林之战中击败晋军， 而晋军在前600年的柳棼之战和前599年的颖北之战中，击败楚军。郑国认为：“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采取了“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再次亲率楚军围攻郑国，晋国派荀林父率军再次救郑，双方对垒于邲。郑国为摆脱遭受晋、楚交攻困境，择胜者而从之，企图策动两国决战。遂遣使赴晋军中，请其发兵攻楚。楚为麻痹晋军，两度求和示弱。晋军主将无意决战，遂答应议和。正当双方行将盟会之时，楚军遣小股兵力袭扰诱战，晋将魏錡、赵旃违令攻楚，楚军趁机全力反击，晋军被迫匆促应战。
开战前，楚军听说晋军渡过黄河，在内部也就战与和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楚庄王想要退兵，他的爱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和。孙叔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伍参反驳说：“若战而胜利，孙叔敖就是没有谋略了；若战而不胜，我的肉将在晋军那里，您怎能吃到呢？”令尹孙叔敖下令“南辕、反旆”，即掉转车头，大旗反向，准备退兵。
伍参对庄王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克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庄王无言对答，命令尹孙叔敖调转车头北上，大军驻扎在管（今河南郑州市）地待命，并采纳令尹孙叔敖的意见突袭晋军。
晋军驻扎在敖、鄗（二山俱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郑国为求生存，希望两强决战，以便择胜而从。特派皇戌为使者，劝晋军对楚作战，说：郑国所以屈服楚国，是为挽救国家的覆亡，不敢对晋国抱有二心。楚国因屡战屡胜而骄傲了，楚军在外数月，也已疲劳，又不设备，请晋军攻击，郑军愿做帮手，楚军一定失败。
对郑国的态度，晋军将佐看法也不同。中军佐先縠主战，说：打败楚国、威服郑国，就在此举，一定答应郑。赵括、赵同支持先縠意见，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而下军佐栾书则认为，楚自战胜庸国（在今湖北省房县、竹山）以来，其君在国无日不教训国人，民生艰难，祸至无日，戒惧不可以懈怠。在军无日不告诫将士，胜利不可仗恃，纣王百战百胜终于灭亡。君臣不骄，军事有备。郑国劝我们交战，我们若胜，他们就会服从我们；我们若败，他们就会服从楚国。是拿我们来占卜啊！不能听郑国的话！赵朔说：栾书说得好，听他的话，能使晋国长久。但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犹豫不决。
楚军派樊姬来试深晋国军情，说：我军的行动在于抚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请贵军不必久留此地。晋上军佐士会回答说：“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縠认为答词诌媚，派赵括重新更改为：寡君派我们把楚军赶出郑国，说：无辟（躲避）敌！我们不敢违命。
楚军洞悉晋军将帅不和，又派使者向晋求和，晋国答应了。但在约定了会盟日期以后，楚军突遣许伯、乐伯、摄叔驾单车向晋军挑战，逼近晋军，车右摄叔跳进军垒，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晋人分三路追击。楚乐伯射中一麋，奉献于晋追兵鲍癸，鲍癸下令停止追击。
楚军求和本为懈怠晋军，挑战仍在于试探晋军虚实。
晋将魏锜、赵旃，一个求做公族大夫，一个求做卿，都没有得到，所以心怀怨恨，想要使晋军失败。他们请求向楚军挑战，未得到允许；要求去请盟，被允许了。
二人走后，上军将佐士会、郤克指出：大军一定要做好迎战准备，否则必然失败。但中军佐先縠说：“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拒绝做战斗准备。于是士会命巩朔、韩穿在敖山前设七道伏兵，进行警备。中军大夫赵婴齐派所部在河岸准备了船只。
孙叔敖见晋军来挑战，决意先发制人，命左、中、右三军及楚王亲兵布好阵式，掩袭晋军。魏锜先至楚营挑战，为楚将潘尫所驱逐。夜间，赵旃又至楚营，在楚军门之外席地而坐，命部下袭入楚营。楚王指挥左广追逐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林中。晋军在魏、赵二人出发后，特派軘车随后迎接。楚将潘尫在追击魏锜道上，望见軘车掀起的飞尘，回营报告说：“晋军至矣！”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有闪失，命令全军出动，布成三个方阵：工尹齐将右矩，唐侯将左矩，向晋军攻击。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楚军迅速进击，“车驰卒奔，乘晋军。”在进击中，楚将潘尫所率追击魏锜的四十乘战车也加入了唐侯的右翼方阵。
晋中军帅荀林父见楚军大举来攻，前有强敌，后有黄河，心中慌乱，竟在中军敲响战鼓说：“先渡过河的有赏！”中、下军混乱中一道涌向河岸，争船抢渡。先上船者挥刀乱砍，船中断指之多，竟至可以捧起。
晋军向右翼溃败。楚右矩追逐晋下军，左矩追逐晋上军。晋上军因有战备，从容退去。此役晋仅上军未败。
在晋军的溃散中，晋下军大夫荀首之子智罃被楚大夫熊负羁俘虏。
荀首立即率所部族兵，由魏锜驾车，向楚国反攻。下军士卒也多跟随，去寻找智罃。在反击中，射杀楚国大夫连尹襄老，俘虏楚庄王的弟弟公子谷臣。荀首的反击虽为救援其子，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晋中、下军渡河的作用。
溃散的晋军，争舟渡河，喧嚣之声，彻夜不绝。有的战车陷入泥坑，无法前进，楚人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马仍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去大旗，扔掉辕前横木，战车才冲出陷坑。晋军反而回头对楚人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唉！我没有你们楚国人熟悉逃跑的招数啊！意在讽刺楚国以前老是打败仗，善于逃跑）。”
次日，楚军进驻衡雍，辎重到达邲地。楚王在衡雍祭祀河神，并修筑楚先君的宗庙，向先君庙告捷而后凯旋。
这年秋，晋荀林父率残兵回到晋国，自请死罪，晋景公想答应，经士贞子谏止，晋景公仍用荀林父为中军元帅。
战争结果：
晋军大败，楚国奠定了称霸基础。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共发生11次战争，其中晋国赢了9场（城濮之战、柳棼之战、颖北之战、晋楚绕角之役、晋伐蔡攻楚破沈之战、鄢陵之战、彭城之役、焦夷之战、湛阪之战），楚国赢了2场（邲之战，北林之战）
邲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因为邲水入荥阳称“蒗荡渠”，可写作“两棠”，所以此战又可称为“两棠之役”。
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即胜败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
晋军的失败，主要在于将帅不和，指挥不统一，又顾忌秦军从背后偷袭。晋为救郑而来，但直到晋、楚两军隔河相望时，晋军统帅还在争论打不打的问题。荀林父提出待楚军退后，再行攻郑，实不失为制郑上策。但此策既不能实行，而全军已渡过黄河。渡河后，中军帅荀林父还举棋不定，明知魏锜、赵旃去楚营挑战，也不做战争准备；楚军攻击，又张惶失计，不思退敌良策，反而了「先济者有赏」（“先撤过河的有赏！”）的将令，终于导致中下两军溃败。幸亏士会率领的晋国上军，因做好战备，得以保全。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楚庄王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一举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
邲之战的失败，虽使晋在与楚争霸中暂处下风，但并未损害晋国元气，所以晋国仍然有力量与楚对抗；而从楚军先锋连尹襄老战死、楚庄王弟弟谷臣被晋军生俘的战况来看，即便是晋军非常有限的反击，也使楚军在此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国的争霸战争在新的条件下重又展开。
邲之战后，郑国自然屈从了楚国。楚庄王为控制整个中原，又进击宋国。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595年）秋九月，楚庄王出师伐宋，经九个月围困，宋国陷入困境，达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爨”的程度。而晋不能救，遂于次年三月力尽降楚。宋降楚后，鲁也转而依附楚国。楚又与齐通好。一时中原形势完全落入楚国的掌握之中，楚庄王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中原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