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尚书》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西周的主要制度包括：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和井田制等。
宗法制：
宗法制起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西周时期，进一步得到完善。在原来嫡庶的基础上，划分为大宗和小宗。嫡为大宗，庶为小宗。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
实行宗法制度，必须首先严格区别嫡庶关系。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系子孙，而小宗则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对于大宗则都为庶。依照宗法的规定“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因为大宗的始祖只能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所以大宗永远是大宗。至于小宗，由于族类繁衍的结果，分家出去，另立门户的人越来越多，小宗也就不断增加，一般到了五世就必须分出一些子孙。以周王室为例，文王的嫡长子武王是大宗，被封为诸侯的文王其他的儿子如周公，就是小宗。武王和周公的关系，从血统上来说，虽是兄弟，但从政治上来说已变成君臣关系，因此，只有武王才有祭祀文王的特权，周公是没有这种资格的。周公只有在武王的统率之下，才能参加文王的祭典。这是因为武王是周公的大宗。所谓“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就是这个意思。周公被封到鲁国后，他是鲁国的始祖，也就是所谓别子。依据规定，则“继称者为小宗”，所以周公的儿子伯禽及其嫡系后裔，对周天子来说，就变成了小宗。但在鲁国内，他是继承其始祖周公的，也就是继承“别子”的。按照“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规定，伯禽又是大宗。被分封为卿大夫的周公的其他儿子，即伯禽的诸弟，对于伯禽来说，又变成了小宗。同样道理，在鲁国，只有伯禽及其嫡系子孙才有祭祀周公的特权，伯禽的诸弟只有在他的率领之下，才能参加祭祀周公的祭典。卿大夫和士的关系，也是如此，卿大夫是大宗，士是小宗。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不再分封。
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分封制：
分封制和宗法制紧密相连，西周灭商后，因其国都远在西北，不利于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和统治商代后裔，便大规模地以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王室子弟和功臣，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也有服从天子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和力役、维护周室安全的责任。
比如姜太公因功封齐，建立齐国。周公旦作为武王弟弟，分封于鲁，建立鲁国。
井田制：
井田制在商朝时期出现，在西周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前面已详述，不再赘述。
礼乐制度：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出自西汉成书的《礼记·曲礼》。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规定。西周时期，对礼乐非常重视，我们现在看到的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周礼》，即是西周时期周公旦的著作，的礼乐制度总结。《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仪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神鸟凤皇见，蓂荚生，乃与成王观于河、洛，沈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昃，荣光并出幕河，青云浮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坐之而去。礼于洛，亦如之。”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西周乐，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磬、钟、柷等。
《周礼》的制度设计，体现着儒家的博爱精神。如：保息制度：“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刑法：
中国的刑法起源比较早，在夏朝以前虞舜时期，舜任皋陶为掌管刑法的官，就有“皋陶之刑”。《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夏朝时期，制定的刑法称做“禹刑”。所谓“禹刑”即夏代法律的总称，不一定是禹时制定的。古书记载：“夏后肉辟三千”、“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夏刑三千条”等等。
商代的刑法较夏代有新的发展。《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是商朝的建立者，“汤刑”指有商一代的法律，或因最初制定于汤时，故以汤为名。由于商代法律已初具规模，以至于周朝建国之初还强调沿用殷法统治商族遗民，即刑罚断狱要用殷之常法。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似已有墨、劓、剕（刖）、宫、大辟等五刑。
周朝建立后，在商朝刑法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完善。传说西周立国之初就订出“刑书”九篇，周穆王时，司寇吕侯又作《吕刑》。鉴于商末刑法过重，曾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周朝统治者认识到仅依靠暴力镇压并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产生了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在刑法中初步划分了故意（非眚sheng）和过失（眚）、一贯（惟终）和偶犯（非终）的区别。对于故意和一贯犯罪，虽是小罪也处重刑；过失和偶犯，即使情节严重亦可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