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道德经》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兵法》
在管理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计划的制定是为了适应变化，或者说，计划是在变化之中的。因为环境瞬息万变，意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般比较反对制定过于详细的计划的原因。
所以“无常势”，说的可以是环境。
不过与此相关，且容易引起误解的“水”的一个特质，也是姜太公“三止四起”中的“忍而刚”的解释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忍”？“忍”不代表遭遇凌 辱一味隐忍，它实际上是“待时”。“不争就是争”——不争是为了争。隐忍应该是“待时”，是时机未到的权宜之计，是为最后的“出”做准备。之所以强调过程中的隐忍，是因为过于在乎自己所受的屈辱会泄了“志”，消磨心气，而不是让人做个懦弱的草包。这种“权宜之忍”，反应到国家身上就是所谓的“战略定力”。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是为“无常势”，因此要有战略定力，面对挑衅不轻举妄动，否则就会轻率而为、如临大敌，难免让人洞见自身缺陷。而那些将其理解为一味隐忍的人，或“忍耐”是一种美德的人，不是蠢就是坏。甘地就是一个典例。
愚见认为，与邪恶不合作正如与善良合作一样，都是一种责任……我尽力向我的同胞表明：暴力不合作只能增加邪恶，既然邪恶只能靠暴力来维持，那么对邪恶不予支持，就需要完全戒除暴力。非暴力的含义，就是指为了不与邪恶合作而自愿服刑受罚。
——《甘地在法庭上的书面声明》
从甘地本人的行为中，我们能够确认他所谓的“暴力”就是最一般的释法：血腥暴力。既然他本人没有引申，那么我们也无需引申。于是我们这样回问他：“邪恶”如果是“殖民者”，那么“新殖民 主义”中的科技、商品、货币、文化、知识等殖民方式是否可以理解为“非暴力”，但殖民 主义却事实由此体现——可见，邪恶并非只能靠暴力维持。
再者，甘地将“暴力”赋予邪恶性，这更是荒谬绝伦的。依照此种逻辑，中国人在面对日本侵略时岂不应该放下武器用爱感化？历朝历代无数被压榨的底层民众岂不只能通过磕头情愿的方式让剥削者网开一面？而当今世界被压 迫的人民岂不也要向资本家跪地求饶？——当然，这在甘地眼中是用大德去感化。那么事实为什么并非甘地所想呢？换而言之，暴力其实是不具备所谓“邪恶性”的。认为暴力邪恶和认为《鬼谷子》是诡诈之术一样令人发笑，因为“暴力”和《鬼谷子》中花大力气讲述的东西都是“器”，而非“道”，这是中性的，不分褒贬。就像一把剑，可以用来劫掠他人，却也可以守卫一方——关键不在于剑本身，而在于去用这把剑的人。而且甘地还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就是指为了不与邪恶合作而自愿服刑受罚”，这里的“服刑受罚”所依据的是谁的法？是殖民者的法！殖民者的法不向着殖民者难道向着被殖民者？这种论调就像资产阶级的法权之下会让人民当家作主一样。用甘地的话说，这法是“邪恶”制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它也应该是“邪恶”的附属品。那么既然自诩正义，又为何要甘心于“邪恶”的审判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同样的道理，把“非暴力”看作进步的人要么居心叵测，要么愚昧不堪，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软弱内核下对劳苦大众的洗 脑。
好，暂且抛下阶级的敏感话题，我想说的是甘地本人及其组织无法具备“无常势”的意识，因此将抵抗弄得啼笑皆非——他们无法根据形势转换思想，转换斗争方式。于是诸位发现了，“无常势”从对环境的描述，转为了对组织结构的要求。实际上本篇开头的两则古言侧重的也是这一点：既然环境会变化，组织、思想自然也会不断变化，否则就会落伍，或者说不适用于现实。毛主 席的《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则将这种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因而胜利其实是可以望穿的。
本篇其实不用论证太多，因为最通俗的解释几乎不会有人不接受：要懂得变通。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做到。我便从此略呈拙见。
把握“无常势”需要至高的格局，至高的格局源于超高的认知水平，认知水平的提升源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此尤其要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因为“无常势”实际上就是大的历史周期在个人层面的显现，因此常给人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朦胧之感——可既然。这一点上我很推荐去读史书，并且我强烈反对“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未得到任何教训”的论调，除非是用以讽刺。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是极其可笑的，正如那些一成不变地持有着“成王败寇”的态度的人们，他们不能意识到话语权不是因为胜利者获胜才掌握进而改写功过；而是因为胜利者在过去实行了这样一种合于“道”、顺天应时的方略才能够获胜，才能够得到话语权。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获胜了才有话语权去改写历史，而是具备改写历史的能力才获胜，接着掌握话语权。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黄帝阴符经》
此文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因为如果说方法 论上大抵是“见”与“悟”，那么立足于历史与现世不断思考、勇猛精进，即为“见”，而“悟”则是不可言说的，领会到了就是领会到了，领会不到就是领会不到——想不想得通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当然，这不是打击诸位，因为这里的方法 论所针对的已经超出“无常势”了，而是来到“无常势的缘由”，也就是世事为何无常的层面。您若无兴趣看我浅薄地刨根问底一番也是无妨的。
或许因为诸般佛宗中我更偏向于禅宗，因此我认可“顿悟”却不认可“渐悟”；换言之，我认为“渐悟”实际上不是“悟”，而仍然是“见”的一部分，真正的“悟”用王德峰的话来说是“与虚无的默契”，因此它无法言说。
如果将“见”看作是“因”，“悟”看作是“果”，我们不免要讨论“因与果的关系”，不过既为中国人，也因为我自己的文化喜好，我不想像西方大哲们讨论“休谟提示”那般剑拔弩张，也不愿在这种宏大又玄妙的话题上空谈逻辑，故只是以一家之言谈谈我的理解——却也没有贬低逻辑论者的意思，《道德经》中讲述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除了上中下三士的不同态度，我更想思考态度不同的原因。这种原因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构建起一种可以被严密推敲而出的逻辑大厦，也就是说这里的“道”不是从逻辑来的，是需要领悟的，是从规律来的——这也是中西哲思的根本偏重：西方哲学重逻辑，中国思想重规律。
用学者俞吾金的话来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阐释过“因果关系只适用于现象或经验的领域，决不能指涉超验的自在之物的领域”——因此，既然我们谈及现世的“因”“果”，那么我的答案则是两者之间还差了一个“缘”。任何事物都因为各种条件的相互依存而处在变化中，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动着万物的流变，尽管或大或小的原因能够解释人生的不同遭际，但你无法否认有些事情就是完全的“无常”，即便有原因也显得颇似巧合，听之令人无语凝噎。我这个“缘”不完全等同于佛家所讲的，我过去称之为“命”。不过现在我意识到“命”这个称谓还是过于浅薄了，因为它暗含的视角仍然聚焦于一种“个体论”之中，而“缘”却应该是“整体论”。于是我接着思考，“缘”又从何而来——这只推动万物流变的无形大手从何而来？现阶段我只有一个结论：从“道”中来，或者说“缘”是“道”在作用时的那一种形态的指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谓“道”，依然是牵强附会的称呼，它实际上不应该有任何名字，因为它本身就是无法被形容与言说的，用“道”这个字，只是为了能进行书面说明罢了。这种感觉就像无论“二十八画生”还是“教员”，实际上都是对毛泽 东同志的称呼，但请问“毛泽 东”真的是其父母生出来的吗？或者说，作为生物体之外的，性格、能力等等等等聚合出的这个“人”是他的父母造就的吗？他的父母又敢说是自己造就了一个即将如何如何的毛泽 东吗？因为有了一个结果，所以可以倒推逻辑，补全论证过程，但前提必然是“果”被造就了。好比认为世界公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努力得到了回报，即“因”导向了“果”，而或许有人付出更大努力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即“因”并未导向“果”，所以世界一下子就不公平了。因为毛主席是伟人，所以我们可以补全造就这伟人的原因，可如果没有成为伟人，这些原因难道就不存在了吗？——所以“道”实在是不可言说的，只能说不是什么，却无法讲清楚是什么。
实际上这种看似“宿命论”的观点并不缺乏支持者——甚至是科学界的支持者。
杨政宁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说：“如果你问我说有没有上帝——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的形象，那我想没有；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你看这个‘麦克斯韦方程组’妙不可言，不可能是偶然的，否则不可能搞得出来。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对于有造物者的观点是坚决反对的；可是我年纪渐渐大了以后，看见的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了，自己觉得能够把这个东西贯彻地了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爱因斯坦在晚年同样有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自然本身就是一个神，一个通过事物的和谐秩序来体现自己伟大的神，而不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神。
因此，道有其序，而人无法窥其全貌用科学的话来说，或许不是同一维度的东西；道的运转规律在渺小的人类面前就体现为了无常的缘。道自己就是中心，万物都随之流变，所以人要做得应当是尽全力顺应道、合于道，它“不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神”，当人妄想逆这道行事之时，必将尸骨无存——毕竟在道面前，人微不足道。好比蚂蚁永远无法看清人，科学不断解释过往的玄学，可我不认为这种完全建立在逻辑之上的东西可以解释“道”，或者说，当“人”能够看清“道”时，“人”就已经不再是“人”了。
因而，“道”本身或许是有常的，但在人的眼中必定是无常的，因此人的行为必须向“道”靠拢；“无常势”或许本该是“有常势”，但人无力企及，只好当作“无常势”，然后依无常而变化，尽人事，待缘至。
以上，就是我对“无常势”的所有论述。如果看乐了也不错，“不笑不足以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