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不在用一己之长，而贵于有以来天下之善。
——宋·朱熹《四书集注》注《孟子·告子下》语
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唐·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从逻辑上说，达到后者“鸣琴垂拱”的先决条件便是前者的“有来天下之善”；换言之，只有拥有了人才，才能谈及使人才各司其职。
那么，何以做到“来天下”，或者说“使天下的人才来效”呢？
从人才来源上说，无外乎向外求贤与向内识辨看出人才。但这个区分的意义不大。譬如项羽，识辨不出韩信的才智，同样无法招揽陈平、郦食其这样的大才。无论向内还是向外，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因此最重要的还是领导者自身的能力或者说特质。这种能力或特质却是可以分两个角度的，即对内的养性术，对外的合人术。
先说养性术。它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为自己设计一种怎样的人设。以刘邦为例，进咸阳约法三章，意在显示仁慈，争取民心，这就是一种“养性术”。此处的养性并非“修生养性”的意思，而在于营造一种具有竞争力与吸引力的领导者形象，即领袖魅力。这种形象是什么样，就注定会吸引什么样的人；这种形象所处格局的大小也体现了吸引来的人才的格局大小。应该说这种领袖魅力是不分好坏的，仁慈爱民可以是，杀伐果断也可以是，因此项羽再自负，帐下也终归有范增、钟离眜、季布，曹操也是同理。
但这种人设的塑造其实是低级的养性术，因为它是一种造势，常常是把没有的变成有的，是不真诚的，是一种巧妙的诈术。而日久见人心，所以张良要离开刘邦，范蠡要离开勾践，王翦要假意贪婪麻痹嬴政，不仅仅是出于“急流勇退真丈夫”的处事准则，与“物极必反”的哲思，直接原因无不是因为领导者事实上的虚伪，这当然是一种政 治家的手腕，可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的魅力正是来源于其“演技”。这也是为什么项羽残暴自负，直到今日却依旧有人愿为之叹惋原因——他拥有某种魅力，在此基础上尽管缺点繁多，但足够真实。
不过按照前文所述，项羽的养性术还是低级的，因为他养的并非“良性”。而由于刘邦养的是“良性”，所以能够在这一档次胜过项羽；说白了就是格局更大，所以更让人觉得“投资”他是有保障的。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所谓高级的“养性术”，就是发自内心的“修德”，真真正正地修生养性，这种魅力才是无与伦比的、是真实的。至于修德要达到的境地，借用《周易》的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要区分的一点在于，修德并不是让人过于清高，或者说人可以清高但不应表现地过于清高。拿孔子来说，我认为“厚德载物”的一个“载”字，并没有被他诠释得足够好，他过于清高与偏执了，他认为真理是非此即彼的，因此飘零半身并未遂匡世之愿。这个层面，我认为荀子做得更好。这种清高就像偏要说中哲、西哲哪个更好，这其实是说不清楚的，现代世界的联通为的是打开视野，绝非一分高下。每个民族都应以自己的方式和思考独立自主地走下去，最后“条条大路通罗马”。清高带来固执己见；“载”体现宽容，宽容来自理性，理性使得我们脱离以单一对错去评判——没错，又是辩证法。只有辩证的视角才能诞生大的格局。所以高级养性术希望达到的境地，就是高尚的人格与辩证的思维并存。
这一点，古往今来讲得最透彻的，我以为要属鬼谷子；而做得最好的，我以为要属毛泽 东同志。
细数当年中 共骨干，不少都出自黄埔或原为国 民 党班底。缘由除去蒋政府对现状的无能与共 产主义信仰，个人魅力也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试想如果中国的领导者一直是王明，恐怕这一组织也无法让人这么心驰神往了；同样的道理，难道早期的中 共内部就没有派系吗？我想一定是有的；可就是有人愿意拥护毛主席，这些人中也不乏大才。而为什么我要强调高级养性术一定要发自内心地培养“良性”，去做一个崇高的人。因为在现实之中一种备受瞩目的观点是：欲成大事，必须不择手段。而崇高的人怎会不择手段呢？他们狠不下心。因此得出好人做不成大事的结论。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所谓不择手段，其实是要求变通；所谓变通，就是要辩证地看待事物，知道有些东西只是手段罢了，无法影响正在做的事情的性质。如果不能明白这点，无非重蹈宋襄公仁义之师的覆辙罢了。而人大多重利不重义，所以从一个功利的角度来说，不择手段是要比崇高管用地多的。可如果崇高与辩证兼备，德行深厚又懂得变通，那就不得了了，因为这种人既能做出英明的决策，又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底线能让人看见内心的坚守，内心的坚守即是信仰。《鬼谷子·内楗第三》提出与人结交的四个维度“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此四者是反向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最低维度的是投其所好，然后是引之以利，再是以义气结为死党，最高的是用道德信仰或理想信念联结。一般情况下，单纯以这四者论，能够让人为之卖命，至少也是“结以党友”，如刘关张。“结以道德”者，如苻坚之王猛、杨坚之独孤伽罗、刘备之诸葛亮、马克思之恩格斯。能够引发剧烈共振的道德信仰或理想信念，必定是伟大的事业或崇高的信仰，亦或二者兼有。正因“结以道德”是格局最大的结交维度；格局的大小近似于志向的大小，这决定了一个人能力的上限。所以毛主席身边的人大多不但可靠，而且能力超群。因为他们是靠信仰联系起来的，这是最坚不可摧的；这种信仰又是最崇高的信仰，即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因而又是最激发才智的。
说起来，鬼谷子的这四个结交维度也可以用来说明人情为何疏远。教科书上总爱说些屁话，比如说：“友谊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学会接受一段友谊的淡出，坦然接受新的友谊。”我从前上课读到时完全不屑一顾——真正的友谊怎么会是随随便便淡出，又能随随便便建立的呢？很多所谓“朋友”，不过是被迫被束缚在同一环境，再因兴趣或共同点而主动地熟识。这只是结交，是“结以采色”，友谊应只在“党友”“道德”的维度才会萌发。如果害怕孤独于是去结交也算“友谊”，那么我想这未免太廉价了。同样的道理，“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这样结交的人，因为时空因素淡出，或者紧急关头不愿相助，这不是极其正常的吗？我却总见些文艺青年因此而伤春悲秋。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既对也不对。对是放在国际交往之中，此刻每个国家背后都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因此不能说是自私的，只能说是现实的——如果行为真的惠及人民的话；不对是放在个人身上，谁说人与人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俞伯牙和钟子期、苻坚和王猛、马克思和恩格斯、毛泽 东和周 恩 来，只要彼此之间不背叛信仰，不背叛那份执着，友谊就可以是永恒的。因此我得到的唯一启示，是“做国原则”不等于“做人原则”，而不是那些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那些为野蛮的辩词。
为什么能从“来天下”讲到“友谊”？这暗示了招纳人才的另一个要求，尊重，发自内心的尊重。
然后让我们假定一个“高尚的人格与辩证的思维并存”的领导者，再去讲对外的“合人术”。为什么要有这个假定？就像黄石公为什么要刁难张良一番一样。因为合人术的本质是“器”，本身没有善恶好坏，只是手段，因此传授时应考察传授对象的品行，避免酿成大祸。
合人术所要识辨的“人”不仅仅是说“人才”，也是现时值得利用的人——他们本身未必有很高的才能，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其价值；或者他们虽然有自己的组织，但可以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壮大我方力量——这就是联盟。
在此插入一个观点：领导者与管理者有着本质不同。管理者依旧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但领导者有最高权限的主观能动性，包括总定集体的何去何从、联盟的结成与否，同时也背负最大的责任。一个领导者一定是管理者，但管理者却未必是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必然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但好的管理者却未必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当然，从职位角度来说，现在领导和管理通常是系于一体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合人术，它的内核就是：在一定限度内，尽我所能给他或她想要的东西。以联盟的结成为例，光靠花言巧语是毫无用处的，必须直击对方需求。那么问题的关键再次转移，来到了“如何探查出对方需求”，又可谓之“揣摩”。在此基础上，才有下一步“钳制”以完成整个一套“合人术”。
但现实中面对有一定城府的人时，“钳制”与“揣摩”却总是交替使用。原因是这样的：人在极度兴奋喜悦与极度恐惧慌乱时是最容易探查出内心需求的，可类比“捧杀”与“棒杀”。而除了时机恰当，想让揣摩对象进入这两种状态大多是要人为影响；经常性的进行影响的切入点就是对方所在乎的东西——又是一种需求。从需求出发影响，也就成了“钳制”。因此要用对方小的需求入手“钳制”，然后在适合“揣摩”的时候洞见更大的需求，然后再钳制，循环往复，层层递进，直至明悉对方最终极的需求为止。
如果这两种极端状态下无果，就说明此人高度自律，就要着手从身边人下手，旁敲侧击地从对方熟人口中得到对方的需求。因为在亲近之人身边，人心中的防备大多容易卸下。
此三者，要么是极喜，要么是极惧，要么是极放松，借助的都是特殊的情绪状态，故名曰：以情知。
人为影响使之喜悦，除了说好话，对更深层次的人可以是故意顺着对方的话表示赞同或基于对方的意见阐述一套观点，让对方感到你们相互理解，这时情感上就是喜悦的，对方也就更愿意将心门向你敞开；人为影响使之恐惧非常之难，但慌乱却不是不可做到的——比如在谈判时你故意一言不发，对方可能就会因为捉摸不透你的想法而多说，最后言多必失，但这种主要是互相间的重要性你对对方高于对方对你；而对方对你的重要性更高时就可以适当采用夸大其词；重要性一致当然是都可以了——总之一句话，慌乱与恐惧来源于未知和不可控。
这里的“情”是可以扩展的，一般只要是典型极端的情绪就都可以，比如说“怒”。当一个人发怒时，你往往只要盯着对方怒火灼烧过的地方就可以洞见对方的需求；如果你感到对方的“怒”莫名其妙，不妨“温和地火上浇油”，即把握一定限度加大对方怒意（，不是触怒对方，而是引导对方发怒），这时可能就容易看出了。
至此，“以情知”阐述完毕。从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到另一个启示：“揣摩”之法即便不放在“来天下”“合人术”的框架中也是十分实用的，比如谈恋爱、相亲、维系家庭和睦时，参与者容易因性格原因难以一眼看出需求，但如果不明悉需求以对症下药，关系几乎总是走向失败或破裂。反过来得到的启示就更多了，比如不要在发怒等极端情绪时做决定，官员要规范好自己的家人熟人，想做成大事就要努力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等。
现实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能用“以情知”洞悉的，如若不能，必是行业翘楚、人中龙凤，常人莫能与之争锋。但我书既名为“人主道”，显然并不想止步于此。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
平者，静也。正者，宜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
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鬼谷子·摩篇第八》
“平”“正”“喜”“怒”还是“以情知”，但后者“名”“行”“廉”“信”“利”“卑”则是更高层次的手段，我称之为“以志知”。
“有以名，名者，发也”——能人大多对名利有所追求，因此他们会积极行动。正因他们闲不住想做事，所以对建设性的建议自然非常欢迎。当站在对方立场为其出谋划策，便能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使之对我方放松警惕，甚至当作知己。此时即可趁机觉察他内心真实的需求。
“有以行，行者，成也”——若遇能力超强，独自一人就可成功的，就不要乱提建议了，而要用行动证明给对方看。行动之中，如果方法与之同频，那么对方就会产生认同感，并主动提出些指导意见等；若采取的方法不对——习惯成功的人对错误几乎是零容忍的，这不是什么完美主义者，而是合乎正常逻辑的对高质量行动的追求。所以他们一定会忍不住进行干预，在对方教授的过程中就可洞察出内心在意什么，以此推出需求。
“有以廉，廉者，洁也”——倘若对方能力素质再上一个台阶，这样的人社会地位必然很高，也就不怎么具体做事了，只负责管人了。正因他们的社会地位高，所以更在乎名望和声誉。就像政府高级官员，此时要主动为对方营造执政为民、廉洁公正的形象，夸赞他们在老百姓心中的良好口碑、民心、形象，这样才能打动对方，他们也就愿意和你多说。这时就可以趁机洞察对方内心。企业高管、学校校长也是同样道理。
“有以信，信者，期也”——再高一层的人注重德行，堪称“君子”，整天想的是如何造福百姓、服务社会，这样的人视功名如粪土，善良至极。对此，要想办法给对方提供一个美好的憧憬和蓝图，也就是对幸福未来的期望。只有这些才能真正走入他们内心。
“有以利，利者，求也”——即使你有很好的方略，但若遇到了自己就能改造世界的人，再去讲宏伟蓝图就毫无意义，你必须投入到现实的细节中。他们智力超群、能力极高、洞若观火。这时就要精心策划一件利国利民或对集体有很大好处的的事情，并去行动。有人可能觉得这跟“有以行”的方案没什么区别——并非如此。“有以行”只要去做就可以，工作出了纰漏没关系，只要态度摆出来就问题不大。但这里策划的事情必须想尽办法也要做好，出了纰漏或失败了就将毫无用处。倘若成功，那么对方会认为你真是个大才，也就会重视你、接纳你，这样才有机会洞察内心。
“有以卑，卑者，谄也”——如果上一个都没有效果，就是遇到政 治手腕极强的顶级人物，古时即为天才君主，如嬴政、曹操。他们眼界比我们远，谋略水平比我们高，能力比我们强。这时由于我们几乎对他们没有什么绝对性的大用，也就很难走入对方的视野和内心。古代策士遇到如此可怕而没有弱点的终极对手必须装笨，千万不能表现得比对方聪明。一方面是傻子会让对方卸下防备，另一方面是绝顶聪明、智力严重过剩的人无法容忍别人的笨，无法容忍别人听不懂自己的意思，有时就会耐心和我们解释，言多必失，难免暴露。他们还会时刻审视整个系统中是否有不对劲之处。如果我们故意设计些破绽，让对方觉得好像没理解，就会怀疑我方哪里出了问题，于是给出指示。而通过对方的猜疑方向和指示内容，就能顺着对方的话语和心思来反推，方能明白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
“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从揣摩出对方需求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人能逃出“以情知”与“以志知”的手段。如果有，也必然是无欲无求之人，这类人一般是不屑于隐藏自己需求的，只要足够真诚几乎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心中所想。如果“揣摩”不成功，那一定是方法没有用好。
俗话说：事以密成。一些感知力超强的人能够对“揣摩术”有所反应，常常会进行反制。而这时，不仅仅是行动计划的周密十分关键，“揣摩”进行的隐秘程度也尤值得注意。进行揣摩需求的人应该事先隐藏意图、方式，揣摩成功后隐藏自己得出的结果。一个经典的反例就是杨修之于曹操。越是对城府深的人越是要隐秘。
而当我们“揣摩”知晓对方需求时，就应该不动声色地“钳制”。
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壁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箝之，其事用抵巇。
——《鬼谷子·飞箝第五》
这段话，第一句是说“钳制”要投其所好；第二句是说要根据需求量定自己的给予量，少了可能引发不满，多了可能引起猜忌；第三句是说要注意击中需求的“给予”的时机，乘虚而入就是一种理想时机，抓住的就是变故突发引起的对现状的不适感，世俗的例子如对方的盟友突然离去、恋人忽然分手、至亲突然过世等等。只要脑海中明白，除了赤裸裸的俗欲，对德行操守的执着、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也是可以入手的“需求”。那么只要反反复复有毅力有恒心地“击中需求”，就一定能钳制住对方，为我所用。
综上，做到“来天下”主要需懂得运用“养性术”和“合人术”：“养性术”使领导者具有人心相向四方来效的魅力；“合人术”重在“钳制”与“揣摩”的反复运用，来让外部之人为我所用，结成联盟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