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济方面可见与不可见的成本已非常高昂，但专 制造成的最大成本还不在此。”听完高中生的话，古籍男生想到了什么，“专 制的最大成本正是对人心、人性与良知全方位的扭曲、压制与摧残。”他的目光与高中生相接的瞬间，某种让在场所有人心灵为之共鸣的力量隐隐若现，“要保证专 制统治江山永固，要保证靠暴力夺取、靠暴力垄断的最高政 治利益千秋万世，要让权本位的统治在社会中畅行无阻，就必须混淆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人性与兽性、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奴役…在社会层面铲除思想、道德与良知生存的土壤，让人只受本能即欲 望与恐惧及其社会投射物——利益的支配，惟其如此，人才能成为权力最驯服的工具，才能在暴力和谎言的统治下彻底俯首帖耳毫无反抗能力，乃至这种被彻底剥夺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奴民根本不会产生反抗的意愿，它们所谓的‘反抗’充其量只是掀翻这桌没它们份的盛宴，然后开一桌新的由着自己吃，可宴还是那种宴，那种延续了几千年人吃人的盛宴。因为被本能支配的人从信仰到思想都不可能相信也无法想象权本位之外可以有其他生活方式的存在，他们从根本上是也只相信人是一种动物而不是也不相信人是一种心灵的存在，只能以动物的方式生存而不能以人的方式思想、创造、生活和爱，道德与良知的根基在它们身上不复存在，因为本能之信下两者最多只是让人伪装表面以谋利的工具，道德与良知只有在产生了心灵自觉的人身上才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可以使人超越一切物化的桎梏，并且在战胜内在的本能之奴役后让一切外在的奴役和邪恶再无法加诸其身，而这正是专 制制度最害怕的所在。好在人性中先天自带本能的枷锁，让此间登峰造极的专 制制度能够轻易从这个缺口切入、扩大、加深，从小到大、日积月累、无孔不入直至每个自幼被如此塑造的国民再无可救药。这才是最大的成本，让我们错过了整个人的世界、整个由心灵创造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即便放在我们眼前，与心灵完全隔绝的我们也只可能视而不见，全然以本能下被利益格式化的目光看待那一切。”
现场再一次沉默下来，可空气中又似乎有某种巨大而无声的回响在每颗行将破茧重生的心灵间激荡。
“混淆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等等，这事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中年人沉稳的嗓音一下缓和了余留的激情，“其一是政 治人物。就我所见，其实绝大多数政客多多少少都会这么做，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年轻人说话没有轻重，虽然这场讨论的基调大体解除了群情激奋冲垮理性之虞，但海归大叔还是觉得应该把焦点拉回更务实的领域，那样对大家都好，关键也更安全，“这既出于每个政客各自的政 治利益，也在于人性的现实，毕竟别人只可能知道我说了什么，不可能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何况如果其他方面的因素预先已经左右了一个人的判断那么仅从表象看现实世界里善恶、真假、是非之间的界线很多时候并非泾渭分明，这就给贩卖私货和混淆视听留下了巨大空间，即便假定政客完全出于良好的动机，但作为一个人，他也只可能以自己认为的现实为现实，无法摆脱个人的先天局限性。所以，从严格技术角度来说，一定程度上的混淆是难以避免的。”
长时间的海外生活经历以及加入外籍的子孙辈，让海归大叔对那类国家的政 治游戏有了更多关心与了解，“在这个无法避免的人性现实面前，第二个层面出现了：如何处置这种人性现实，也就是政 治制度，它决定了在这种人性现实下政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政客只是出于自身目的或有意或无意地混淆视听但不能操控媒体不能操控司法，那么他只是运动员，他只负责表现，别人是否买账由别人自己决定，他不是裁判员，这种情况下混淆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等等充其量是个别人的事、是局部问题、是一时的认识问题，而这样的国家为国民普遍价值观的确立留下了空间，无论出错与否都在为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养料。”
想到接下来要说的，海归大叔不禁眉头微皱，他意识到尽管已经很小心了，但依然给自己挖了个坑，也罢，堡垒之国有太多不能说的禁区，既然避无可避，那就说吧，“可如果政客不但能混淆视听，他以及他背后的组织还掌控甚至垄断了媒体、司法乃至一切政 治资源，那么同样的事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毕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了，即便身处这样一场在揭示出人类无知之本的基础上已被撤除几乎所有思想限制的讨论里，海归大叔还是无法把这种事说得太直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价值观已经失去空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剩下的只是立场问题…”
“如果镜头只让你看出刀那一刻，那杀人犯和正当防卫者是没有区别的；如果只让你看政 治人物混淆善恶、真假、是非的那一幕，那民主法治的文明国家和专 制独裁的野蛮国家也是没有区别的。”年轻人可不管那么多，和真话相比也不知道有什么要“管”的，马尾辫女生单刀直入挑开了皇帝新装，“但后一类国家就喜欢把镜头盯着前类国家里的那一幕，连篇累牍、循环往复给自己国民看，用它预设视角下别人的‘烂’，反衬它预设定位下自己的‘好’。”不得不说，女生的鄙夷还是极有杀伤力的，尤其当她们不是出于一己之好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