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探道，先破题
——何为“人主”？
古之人主即帝王，而今日全球已然遍插共和、民主之旗帜，除却立宪的寥寥数国，皇权俱废。所以，再谈帝王之道未免过时。
其真如此邪？
我看未必。
以资本主义世界举例，所谓民主选举，不过是在利益集团之中作选——左选右选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不乏地方的藩阀作妖。可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其实是空谈。
再者，众所周知，一种社会形态的消亡并不会像尸体被钉入棺材埋进土里那样纯粹，而是会继续发烂发臭。而中国作为一个由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极快的国家，当中的封建残余自不在小。藏遁于部分人脑中的“割据思维”仍然继续大行其道。
说这些，当然不是讲封建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正确的，也不是打算打击诸位的信心，更不是要强行来一句：你可以不喜欢，但不可以不知道。我只是想说，人并不是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人是具备改变环境的潜质的。但潜质需要转化为能力，并且需要合力。而在这一转化与组合的过程中，我们暂且无法抗拒世俗大流。“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刘备说的很不错。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厚积薄发——小不忍则乱大谋。
帝王之道——讲它过时，并不完全；倘说“王道”，我以为是合适的。
“王道”始于儒。新儒学之董仲舒的诸般学说我颇有不满，但仅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一句，我是赞同的。
“天”“地”其实指的是一个东西，即自然，这里的自然除了自然界，更是世间万物运行规律的总称。而之所以分为“天”“地”述之，是因为它们和“阴”“阳”一样，代表的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观念。这种观念，舜禹时为“允执厥中”，孔子发展成“中庸”，王阳明继承为“知行合一”，至毛泽东精简地总结成“实事求是”。西方亦有马克思讲的“唯物辩证”。
说完“天”“地”，应该说“人”了。参通人，即通达人性，如此，便可不对人之善、恶、喜、怒、笑、骂、贪、嗔、痴之举有所惊异，故而时刻保持清晰的判断力，才有卓绝于世的资本。
综上，王道可简化为八个字：人情通达，实事求是。
从另一方面，孟子将“王道”从孔子“仁爱”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仁政”。其核心思想可见《孟子·梁惠王上》的第三章和第七章。略作摘取：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由此观之，所谓仁政，第一是要引导人们顺应时令节气耕作；第二是以人为本，重视教育，发展人民的素养。而做到这些，人民的生活就会美满，统治者就取得了“民心”。
“仁政”是政 治方面对于“王道”的阐述，因此它可以理解为：人居于统治者的位置上时，符合人情通达与实事求是的政 治行为。
其中，“引导人们顺应时令节气耕作”是参通天、地，因为符合客观实际；“以人为本”是参通人，因为能够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所以，不违背事物运行的规律，不刻意压抑人们的欲求，便是统治者应行的王道。
所以，“引导人们顺应时令节气耕作”即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即人情通达。
万变不离其宗。
反过来说，实事求是而不人情通达，便像晁错，“峭、直、刻、深”，人生下场不会太好。人情通达而不实事求是，便如“民粹”——我认为这比前者更危险的——前者不过是自己可能遭殃，但没准还能“流芳后世”，而后者如果登上大的舞台，难免成为历史的罪人。其实也好理解，人也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我们也深陷其中，所以值得集中地总结探讨。由此也可以引出一个我主观的看法：实事求是的优先级应大于人情通达。这同样是我在生活中对于正直之人的好感总是大于情商高的人的原因，哪怕他们心直口快，惹人一时不悦。
需要指出的是，我阐述的“王道”是“处在王的位置时，应该怎么做才算合格”，而不是“如何取得王的位置”。冯友兰讲过，哲学的意义是要使人具备“内圣外王”的特质——只是“具备”，并不是真的要求“成圣成王”。同样，有人会觉得“王的位置”离自己太远或概念太抽象，但我想对你说——每个人都至少可以是自己的无冕之王，只看你有没有这份勇气。
这样看，我的“王道”某种程度倒更像是一种“人道”了。
理解了“王道”，题目定为“人主道”的原因就很容易理解了：侧重点在于“天”“地”之外的“人”，即做到人情通达。“人主道”从字面意思看，“人主”是掌握重权的人，“道”是方法，连之即为“掌握重权之人的处事方法”。而权力派生于社会组织结构的划分，来源于“人”。
故只论“人”。
